书斋书灾 [书斋・书灾等]
时间：2019-03-22 03:29:0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屋有诗书 李滇敏 我觉得书房的话题是值得一谈的。 在电影电视剧里常看到古人的书房。屋里必有满架的书，四书五经，各种典籍摆得井然有序；墙上挂满各色各样的字画，透着儒雅的书卷气，也透着端庄的正气；还有宽大的书案，上面有文房四宝，或者主人墨迹来千的作品……原先不明白，电影里的纨绔子弟们为什么总是害怕被请到老爷的书房，现在想来，面对一室的学问，纨绔们自然是心虚的。
现代人对书房的重视比起古人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房价飞涨、寸土寸金的今天，业主们买房的时候必然想方设法得到一间书房，装修的时候大张旗鼓，书橱必是顶天立地的一面墙，书集必是带拐角的老板桌，桌后立一张舒适气派的皮椅……但是我常常怀疑这花重金打造出来的书房利用率有多高，主人在那里面待的时间应该长不过在他们家阳台上的临时棋牌室里待的时间。
于是，我就非常想领着读者们去参观几间真正的书房。
书斋・书灾 余光中
物以类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书呆子。很少有朋友约我去户外恋爱春天。大半的时间，我总是与书为伍。大半的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六叠之上、四壁之中，制造氮气，做白日梦。我的书斋，既不像沃波尔中世纪的哥特式城堡那么豪华，也不像格勒布街(GrubStreet)的阁楼那么寒酸。我的藏书不多，也没有统计，大约在一千册左右。“书到用时方恨少”，花了那么多钱买书，要查点儿什么仍然不够应付。有用的时候，往往发现某本书给朋友借去了没还来。没用的时候，它们简直满坑、满谷；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之外，案头、椅子上、唱机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处都是。由于为杂志写稿，也编过刊物，我的书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还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流动户口，例如《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蓝星》《作品》《文坛》《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数以百计的《文星》。
“腹有诗书气自华”。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墙隅，甚至书桌脚下。我的书斋经常在闹书灾，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顾而绝望。下女每逢擦地板，总把架后或床底的书一股脑儿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至几度提议，用秦始皇的方法来解决。有一次，在台风期间，中和乡大闹水灾，夏菁家里数千份《蓝星》随波逐流，待风息水退，乃发现地板上、厨房里、厕所中、狗屋顶，甚至院中的树上，或正或反，举目皆是《蓝星》。如果厦门街也有这么一次水灾，则在我家，水灾过后，必有更严重的书灾。
你会说，既然怕铅字为祸，为什么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来呢?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复是不可能。凡有几本书的人，大概都会了解，理书是多么麻烦，同时也是多么消耗时间的一件事。对于一个书呆子，理书是带一点儿回忆的哀愁的。喏，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九五二年四月(那时你还没有大学毕业哪!)购于台北”，那本书的封底里页，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现在不必记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叹，可叹!这是幸福，还是迷惘?)；有一本书上写着“赔余光中，一九五九年于艾奥瓦城”(作者已经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学史。将来，我的女儿们读文学史读到他时，有什么感觉呢)；另一本书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小镇上穷泡。好久不写诗了：翻开这本红面烫金古色古香的诗集，不料一张叶脉毕呈枯脆欲断的橡树叶子，翩翩地飘落在地上。这是哪一个秋天的幽灵呢?那么多书，那么多束信，那么多叠的手稿!我来过，我爱过，我失去――该是每块墓碑上都适用的墓志铭。而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旧书时必有的感想。谁能把自己的回忆整理清楚呢?
何况一面理书，一面还要看书。书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书。谁要能把自己的藏书读完，一定成为大学者。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我属于后者。我的不少朋友属于前者。有一度，发现自己的一些好书，甚至是绝版的好书，被朋友久借不还，甚至于久催不理，我愤怒地考虑写一篇文章，声讨这批雅贼，不，“雅盗”，因为他们的罪行是公开的。不久我就打消这念头了。因为发现自己也未能尽免“雅盗”的作风。架上正摆着的，就有几本向朋友久借未还的书――有一本论诗的大作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经半年多没还了，他也没来催。当然这么短的“侨居”还不到“归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国文学的传统》下卷，原是朱立民先生处借来，后来他料我毫无还意，绝望了，索性声明是送给我，而且附赠了上卷。
在十几册因久借而“归化”了的书中，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财产。它们的“侨龄”都已逾十一年。据说系图书馆的管理员仍是当年那位女士，吓得我十年来不敢跨进她的辖区。借钱不还，是不道德的事。书也是钱买的，但在“文艺无国界”的心理下。似乎借书不还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
除了久借不还的以外，还有不少书――简直有三四十册――是欠账买来的。它们都是向某家书店“买”来的，“买”是买来了，但几年来一直未曾付账。当然我也有抵押品――那家书店为我销售了百多本的《万圣节》和《钟乳石》，也始终未曾结算。不过我必须立刻声明，到目前为止，那家书店欠我的还少于我欠书店的。我想我没有记错，否则我不会一直任其发展而保持缄默。大概书店老板也以为他欠我较多，而容忍了这么久。
除了上述两种来历不太光荣的书外，一部分的藏书是作家朋友的赠书。其中绝大多数是中文的新诗集，其次是小说、散文、批评和翻译，自然也有少数英文，乃至法文、韩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这些赠书当然是来历光明的。因为扉页上都有原作者或译者的亲笔题字，更加可贵。可是，坦白地说，这一类的书，我也很少全部详细拜读完毕的。我敢说，没有一位作家会把别的作家的赠书一一览尽。英国作家贝洛克有两行谐诗：
Whenlamdead,Ihopeitmavbe-said:“Hissinswerescarlet，buthis-bookswereread.”
勉强译成中文，就成为：
当我死时，我希望人们会说：“他的罪深红。但他的书有人读过。”
此地的read是双关的，它既是“读”的过去分词，又和“红”(red)同音，因此不可能译得传神。贝洛克的意思。无论一个人如何罪孽深重，只要他的著作真有人当回事地拜读过，也就算难能可贵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无法遍读他人的赠书，由此可以想见。每个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种赠书(包括刊物)，我必须坦白承认，我既无时间逐一拜读，也无全部拜读的欲望。事实上。太多的大作，只要一瞥封面上的作者的名字。或者是多么庸俗可笑的书名，你就没有胃口开卷饕餮了。世 界上只有两种作家――好的和坏的。除了一些奇迹式的例外，坏的作家从来不会变成好的作家。我写上面这段话，也许会莫须有地得罪不少赠书的作家朋友。不过我可以立刻反问他们：“不要动怒。你可以反省一下，曾经读完，甚至部分读过我的赠书没有?”我想，他们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难懂”的现代诗。那些“嚼饭喂人”的译诗，谁能够强人拜读呢?19世纪牛津大学教授道奇森曾将他著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呈献一册给维多利亚女皇。女皇很喜欢那本书，要道奇森教授将他以后的作品见赠。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作――一本厚厚的数学论文。我想女皇该不会读完第一页的。
第三类的书该是自己的作品了。它们包括四本诗集、三本译诗集、一本翻译小说、一本翻译传记。仅余十数本，有的甚至已经绝版。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印第一本书时患得患失的心情。出版的那一晚，我曾经兴奋得通宵失眠，幻想着第二天那本小说该如何震撼整个文坛，如何再版三版，像拜伦那样传奇式地成名。为那本书写书评的梁实秋先生，并不那么乐观。他预计“顶多销三百本”，“你就印五百本好了”。结果我印了一千册，在半年之内销了三百四十多册。不久我因参加第一届大专毕业生的预官受训，未再继续委托书店销售。现在早给周梦蝶先生销光了。目前我业已发表而尚未印行成集的，有五种诗集，一本《现代诗选译》，一本《蔡斯德菲尔家书》，一本画家保罗・克利的评传和两种散文集。如果我不夭亡――当然，买半票，充“神童”的年代早已逝去――到五十岁时，希望自己能成为已拥有五十本作品(包括翻译)的作家，其中至少应有二十种诗集。对缪斯许的这个愿，恐怕是太大了一点儿。然而照目前写作的“产量”看来，打个六折，有三十本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最后一类藏书，远超过上述三类的总和。它们是我付现钞买来、积少成多的中英文书籍。惭愧得很，中文书和英文书的比例，十多年来，愈来愈悬殊了。目前大概是三比七。大多数的书呆子，既读书，亦玩书。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书则是玩书的外表。书确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华丽的书，其物质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存在。我所以买了那么多的英文书，对那些七色鲜明设计潇洒的封面一见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鹅丛书”的典雅。“现代丛书”的端庄。“袖珍丛书”的活泼，“人人丛书”的古拙，“花园城从书”的豪华，瑞士“史基拉艺术书”的堂皇富丽、尽善尽美……这些都是使蠹鱼们神游书斋的乐事。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爱坐在书桌前，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书的)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
约翰森博士曾经说。既然我们不能读完一切应读的书，则我们何不任性而读?我的读书便是如此。在大学时代，出于一种攀龙附凤、进香朝圣的心理，我曾经遵循文学史的指点，自勉自励地读完八百多页的《汤姆・琼斯》、七百页左右的《虚荣市》，甚至咬牙切齿、边读边骂地咽下了《自我主义者》。自从毕业后，这种啃劲儿愈来愈差了。到目前忙着写诗、译诗、编诗、教诗、论诗，五马分尸之余，几乎毫无时间读诗，甚至无时间读书了。架上的书，永远多于腹中的书；读完的藏书，恐怕不到十分之三。尽管如此，“玩”书的毛病始终没有痊愈。由于常“玩”，我相当熟悉许多并未读完的书，要参考某一意见，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就能翻到那一页。事实上，有些书是非玩它一个时期不能欣赏的。例如凡・高的画集、肯明斯的诗集，就需要久玩才能玩熟。
然而，十年玩下来了，我仍然不满意自己这书斋。由于太小，书斋之中一直闹着书灾。那些漫山遍野、满坑满谷“汗人而不充栋”的洋装书，就像一批批永远取缔不了的流氓一样，没法加以安置。由于是日式，它嫌矮，而且像一朵“背日葵”那样，永远朝北，绝对晒不到太阳。如果中国多了一个阴郁的作家，这间北向的书房应该负责。坐在这扇北向之窗的阴影里，我好像是冷藏在冰箱中一只满蕴着南方的水果。白昼。我似乎沉浸在海底，岑寂的幽暗奏着灰色的音乐。夜间，我似乎听得见爱斯基摩人雪橇滑行之声，而北极星的长髯垂下来，铮铮然，敲响串串的白钟乳。
可是，在这间艺术的冷宫中，有许多回忆仍是炽热的。朋友来访，我常爱请他们来这里坐谈，而不去客厅，似乎这里是我的“文化背景”，不来这里，友情的铅锤落不到我的心底。弗罗斯特的凝视悬在壁上，我的缪斯是男性的。在这里，我曾经听吴望尧。现代诗一位失踪的王子，为我讲一些猩红热和翡翠冷的鬼故事。在这里，黄用给我看到几乎是他全部作品，并且磨砺了他那柄冰冷的批评之剑。在这里，王敬羲第一次遭遇黄用，但是，使我们大失所望，并没有吵架。在这里，陈立峰，一个风骨凛然的编辑，也曾遗下一朵黑色的回忆……比起这些回忆，零乱的书籍显得整齐多了。
选自《新华文摘》
点评：因书成灾，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灾害”，家里能够闹起书灾的人，必定是一个真正爱书的人。他在书房里会有连绵的回忆，那些旧书的来历，那些与旧书相关的人和事，温暖也饶有趣味，于是，“灾”就灾吧，乱又何妨?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带着我们仔仔细细地抚摸了一遍他的上千册藏书。那来历“不太光荣”的两类藏书让人莞尔。前段时间搬家，清理藏书，居然翻出大学室友的两本书，那是我那位内蒙同学的心爱之物。我当时犹豫了半天怎么给她寄回去?怎么解释?还想，她会不会因此怀疑我当时的人品。读了这篇文章彻底释怀，被人疑作“雅盗”应该不关乎品行的，哪怕是故意。因为爱书，做出什么样的举动都可以冠以“雅”称，都是可以原谅的。
关于赠书的那段见解，没有半点客套和虚伪，让人看到了作者率真得可爱。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和翻译家，作者对自己的书应该有很多话说，但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说得很简洁，却没有故作谦虚的味道，他把自己的译诗称为“嚼饭喂人”，让人忍俊不禁。
在凌乱的书册中，有这许多的“炽热的”回忆，整齐地排列着，因而，尽管窄小、背阳，这书斋仍然是温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