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革发生的社会心理缘由】

试论“文革”发生的社会心理缘由

［摘要］“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沉重的代价换来宝贵的教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文革”发生动因的研究一直是“文革”史研究的热点。中国学者们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外国学者则着重探讨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个人因素。学术界从社会心理层面探究“文革”发生原因的成果并不多见。为此，本文拟从社会心理定势、社会动因、群体心理等方面对“文革”发生原因作浅显的探讨。

充分认识社会心理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注意把握和引导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动向与特征，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今新的社会转型时期持续稳定地发展，对当今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国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文革”　社会心理　群众意识

一、       社会心理的界定

关于社会心理，《辞海》是这样定义的：“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个人心理作用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诸如：（1）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共同行动的规律。（2）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3）人与人之间由于彼此交往而产生的矛盾及其后果。（4）组织集团、个人之间的冲突及其后果等等。”[1]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一书对社会心理的界定更简捷：“社会心理是指一定社会生活状况下形成的、互有影响的多数人共有的心理现象。”[2]

由此可知：一方面，一定社会生活状况即是使社会心理得以产生的客观条件，包括社会、文化、习俗，甚至包括天文地理等诸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说，社会心理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及它所呈现出来的人格层面和文明水平，归根究底取决于社会生活内容及其文明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文化因素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潜移默化为心理历程，规定着人格特性和性格，对社会心理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人的社会化对人产生的影响转化成人的心理历程，起心理定势作用，即本文我们所讲的“社会心理定势”。另一方面，社会心理研究的是多数人共有的心理，是互相影响的心理现象，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即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大大小小各种形态的群体心理，而不是个体心理。社会心理既然是研究群体心理，其发生必然需要群体中的每个成员拥有比较一致的发生共同心理的需求，即本文所提及的“社会动机”，“社会动机”是社会心理发生的内在推动力。而群体内部各个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是实现一致的社会心理的条件，这种互动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互动”，在这种互动之中人们表现出了一定的“群体心理”，如从众心理和去个性化。由此可知，社会心理包括一致的社会心理定势、社会动机、群体心理等等。

具有同样社会心理的人们聚在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做出一致的行动，这样就出现了“集群行为”。“集群行为”是一种“在人们激烈互动中自发产生的无指导、无明确目的、不受正常社会规范约束的众多人的狂热行为，一般具有自发性、狂热性、非常规性和短暂的特征”。集群行为在“文革”时期随处可见，随时可见。“集群行为如果被人利用，成为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就不再是集群行为，而是群众运动了”[3]。“群众运动”可以是经过集群行为由下而上发展而来，亦可能是经过策划、组织、宣传由上而下发动起来。“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上而下经过策划、组织、宣传发动的，一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参与的“群众运动”。社会心理是“群众运动”得以发生、发展、变化和结束的心理基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其发生亦必然有深刻的社会心理缘由。

二、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与特点

（一） 经济方面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人民都翻身得到了解放，故十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在党的号召下，积极投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希望能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广大民众尽快过上好日子。但当时中央领导人尤其是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毛泽东具有空幻的经济思想，直接造成了我国经济决策的不恰当和经济体制日益僵化和空幻性，进而产生了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形成了具有浓重“左”倾色彩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严重弊端在经济建设中显示了极大的破坏性，在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情况下，在中国人民皆怀着最大的热情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活动中的情况下，“大跃进”发生了。在“大跃进”运动中，中国人民多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去抵触运动，有的屈从于运动，更有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在此种情况下，人们的“从众心理”发展到了极端，“去个性化”现象也表现得特别明显。“大跃进”运动失败后，经济制度虽有一定程度的调整，但人们的“从众心理”并没有得到较大的调整，反而到“文革”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人们从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中国确立以来形成的“左倾”经济思想（即急于求成，希望尽快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人们渴望“衣足饭饱”、“共同富裕”，也鼓足了干劲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但现实和理想总是有着巨大的差距，此时中国“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4]六十年代初更是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这样的差距面前，人们更是想要更快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这正是“文革”发生的“经济动机”。

（二）政治方面 

国内：一方面，中国执政党建设上存在失误：在国家领导管理制度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原则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
党的理论指导上，党没有坚持以至于背离了事实求是的路线，使“左”倾思潮在党内泛滥并日益系统化、理论化、正统化。“左”倾思想的继续发展使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更为坚定，这是“文革”发生的“理想动机”产生的源泉。另一方面，中国最高领袖个人存在失误：毛泽东具有了不切实际的“左”倾经济建设思想和越演越烈的斗争哲学思想，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他对国内外政治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修正主义”已经成了党最危险的敌人，“反修防修”刻不容缓、势在必行。在他的想法和中央大多数领导人意见相左的情况下，他为了克服各方面的压力，对个人崇拜开始采取了默认和接受的态度，希望以人民群众的力量击败“修正主义”。执政党和领导人对“个人崇拜”的不反对甚至支持，使“个人崇拜”具备了完整的发展空间，也是“个人崇拜”造成重大影响的必要条件。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斯大林的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发展，中国和苏联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苏论战展开并不断升级，到六十年代初到达高潮，中苏关系陷入了最低谷。在中苏论战中，特别是1963年以后的论战中，当论战从国际问题转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问题后，我们发生了更多的“左”的错误，发展了我国的“左”倾理论，这也使人民群众的“理想动机”有了进一步发展。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大多数国家建国之初皆采用苏联模式，此种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弊端日益显现，加之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等各社会主义国家皆开始了发展经济的改革，这些改革使苏联体制的缺陷还未充分暴露出来，还不能深刻理解苏联、东欧各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的我党看到了实际的修正主义的危险，产生了“反修防修”的思想。“反修防修”的思想正是“文革”发生的“思想动机”之一。

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由于美苏冷战，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采取封锁遏制的策略，六十年代初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美国曾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示好，但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遏制政策整体上未做大的变动。[5]国际环境的孤立状态使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人们以更大的激情投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企望以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来反击外国的经济封锁。人们的空前团结正使人们的“从众心理”和“去个性化”现象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另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一直对社会主义国家虎视眈眈，希望以各种手段改变中国的政体，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防范。1964年1月12日，毛泽东就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斗争发表谈话时就明确提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为此，中国领导人希望清洗国内以防止外国的“和平演变”，这正是“文革”发生的“政治动机”。

（三） 文化方面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但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帝王思想、忠君观念、集权主义、个人专制、封闭意识、平均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等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一直很少得到系统的清理和根治，无时不渗透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人民的道德规范领域中。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时，很容易被抽掉了前提和精髓，只剩了结论式的语录，被用来为集权政治服务。而这些传统思想与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民主政治、尊重科学、思想自由、人格平等、法律至上的文化价值体系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有人即认为，正是这冲突不可调和导致了“文革”，“文革”的结果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复归”，“它只不过是民族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封建主义毒素的现实表现或延伸罢了”。[6]传统的中国文化正是中国人民群众“社会心理定势”发生的源泉。传统文化与当时时代的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不可调和，亦正是导致当时社会心理呈现复杂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四） 其他方面

社会生活是真实而复杂的，很明显，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并不可以完全概括出当时的社会背景，而社会背景中还有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下文所要探讨的社会心理方面的内容，而这各方面的背景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当时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背景综合在一起构成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并最终使“文革”的发生无可避免。

三、    社会心理对“文革”的发生产生的影响

（一）     “社会心理定势”方面

我们所说的“社会心理定势”即是前面所介绍过的传统文化因素导致的社会心理定势。用通俗的话来说，可以说成是“民族心理”。中华民族经历了世界历史罕见的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外儒内法的思想亦占据统治思想的位置一千多年，道家、佛家的宗教思想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蕴涵了大量的封建残余思想，形成了一个以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忠君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体系，这是普通民众形成狂热的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温床，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心理定势”。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定势”融入当时的“文化背景”之后，狂热的个人崇拜产生了。狂热的个人崇拜正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群众基础的源泉。

“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广大群众中普遍存在的强烈的思想观念.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人民群众通过亲自体验得到了一种深刻的认识：“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能领导人们翻身得解放”；
“跟着党和毛主席，就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就能奔向共产主义美好天堂”。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心中的社会心理定势起了做用，盘踞在人们思想深处的各种传统的崇尚权威、忠君爱国的思想起了作用，人民群众普遍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在普通民众心中初步成形之后，只要教育得法，引导得到，就不会形成气候，而成为对中央拥护的推动力量。但是，当时的“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导致了个人崇拜的泛滥。当时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形成了具有浓重“左”倾色彩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这种“左”倾错误在某些人的鼓吹和渲染下，升级到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上。毛泽东具有了不切实际的“左”倾经济建设思想和越演越烈的斗争哲学思想，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他对国内外政治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修正主义”已经成了党最危险的敌人，“反修防修”刻不容缓、势在必行。在他的想法和中央大多数领导人意见相左的情况下，他为了克服各方面的压力，对个人崇拜开始采取了默认和接受的态度，希望以人民群众的力量击败“修正主义”。领导默许、赞赏甚至提倡个人崇拜，这就必定使个人崇拜造成重大的影响。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正确的，即崇拜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
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即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混同起来，为“正确的个人崇拜”开了绿灯。另一方面，党内极少数野心家林彪等推波逐浪，导致了个人崇拜的泛滥。康生1958年夏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59年底进一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当时，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毛泽东一人的智慧结晶，这样的提法无疑是搞个人崇拜。康生在党内身居高位，掌握着某一方面的权力，又披着“理论权威”等足以唬人的外衣，因而很能起到煽动鼓惑的作用。在这样几方面的推动下，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最终形成了。

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的形成，是“文革”发生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它使毛泽东的领导权威大大增强，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受到了普通人民大众拥护的毛泽东无疑具备了独断的可能条件。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失去了约束自己的领袖的能力，是发生“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个人崇拜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党的政治生活、组织生活也逐渐不正常了，“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7]另一方面，它使人们具备了盲目的参政热情和意识，并形成了“只要是毛主席的话都是正确的”；
“毛主席的话都是我们的行为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心理，所以，当毛泽东振臂高呼“文化大革命”时，人民群众根本没有多做思考，就相信了他们所崇拜的领导，跟着他们所崇拜的领导走，热情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由“社会心理定势”导致的“个人崇拜”正是毛泽东个人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

（二）     “社会动机”

“社会动机”是社会普遍具有的心理推动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一书认为：“其专指与生理内驱动力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通过学习和经验而获得的衍生性动机，是个体在社会生活环境中产生的具有社会性的动机。”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行为影响较大的社会动机主要有理想动机、成就动机、权力动力、亲和动机、侵犯动机、经济动机等。社会动机的生成并成为推动力才导致了社会行为的发生。

“文革”爆发之初，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皆怀着不同的目的和心态投身了“文革”之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加入“文革”，显然具有比较一致的社会动机，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分析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

1、       理想动机

从当时“政治背景”来看，我国自共产党领导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后，经过我党的不断宣传和理论教育，人民群众普遍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建立一个“最完美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了人们共同的理想动机。毛泽东是有此理想动机的典型代表。他构想了一个完美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蓝图，《五·七指示》就具体描绘了这个蓝图。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逐步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根本目的是“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8]毛泽东勾画的社会主义社会蓝图给人民群众指明了目标，为了达到这样的理想社会，人们在狂热的个人崇拜的推动下不假思索地相信了毛泽东的论断，并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对违反论断的现象予于攻击，最终以盲目的参政热情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

2、       经济动机

“经济动机”跟当时的“经济背景”直接相关。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多数农村地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人民存在比较严重的温饱问题。而当时具有浓厚“左”倾思想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当时的政府大力鼓吹发展生产力以达到“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以巨大的热情投入经济建设之中，渴望以最大速度达到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大跃进”就是当时人们心情的集中反映。但在“左”倾思想的指引下，生产力始终无法快速发展起来，人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
人们亦无法达到理想中的“人人平等”的生活，在经济生活中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城乡差别、干群差别，一些经济不平等通过政治地位差别反映出来，如一般群众不能进入高级饭店、不能乘坐小轿车和飞机、不能购买特别供应的紧缺物品等。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人们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渴望摆脱现状，人们宁可相信“文革”可以改变现今的社会生活现状而投入其中，这是人们参加“文革”的经济动机。另外，“文革”的造反给一些人提供了一个通过改变政治地位谋取经济利益的机会，他们的“经济动机”使其尽力推动文革的发生和发展扩大。人们普遍具有的经济动机是“文革”发生和发展扩大的心理基础。

3、       权力动机

“文化大革命”就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夺权活动满足了大多数人对权利的渴望感觉。试想原本掌权的人们竞被自己踩在脚下，向我们低头哈腰，是否能满足我们内心的虚荣感，使我们拥有了平时不可能拥有的权力，满足了自己的权力动机呢？为此，普通民众亦投入了以批斗夺权的为手段的“文化大革命”之中。而一些为实现个人权利欲望的造反派野心分子更是具有强烈的权力动机，并在此动机的支配下煽风点火。故我们可以认为权力动机是“文革”发生的推动力量。

而其他社会动机诸如“政治动机”无疑亦是“文化大革命”的推动力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各种社会动机的推动下，“文化大革命”最终发生了。

（三）     群体心理

群体是社会协作的产物，它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政治群体、工作群体、娱乐群体、朋友群体等。个体处于群体之中后，往往会具有一定的群体心理效应，如群体归属感、“从众行为”和“去个性化”现象等。这些群体心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   “从众”行为

社会心理学指出，个体在群体中常常会不知不觉地受到群体的压力，在思想上表现为对群体的依赖和顺从，并具有一定的“群体归属感”；
而在知觉、判断、信仰以及行为上，表现出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的行为倾向，这就是“从众现象”，或称为“从众行为”。反右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知识分子的身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在这种情形下，知识无法得到正常传播，国民因知识匮乏导致的思想贫困在社会生活中便呈现出无知、愚昧和缺乏判断力，因此，人民群众常常无法判断出领导人决策的正确与否，宁愿“随大流”、“从众”。另外，当时不正常的党内政治、组织生活使党内“从众现象”达到了高峰。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一书中就有相关的论述：“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陷入了很不平常的状态。‘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为普遍现象。那个时候，弄虚作假，吹牛夸大，成为一种严重的流行病。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说真话的人受排斥打击，而一些看风使舵的人却受到提拔重用。这也就迫使一些同志不得不‘只磕头，不说话’或‘只抄报纸说套话’或‘昧着良心说假话’，或发些违心之言。记得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人说：‘这几年来，一个人自己想的是真的，两个人讲的半真半假，三个人一起讲的全是假的。’这话虽不能代表一般，但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9]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的“从众心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毛泽东振臂号召“文化大革命”时，加之“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各种做法的刺激，绝大部分人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加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内乱狂潮。

2、   “去个性化”现象

什么叫“去个性化”现象呢？沙莲香教授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是这样定义的：“在群体中，群体对个人会产生促进作用，使个人在群体中做出他单独时所不敢做出的事情来。在群体的保护下，甚至违反在正常社会情境下的社会准则，做出事后感到惭愧和后怕的事情来，这种现象被社会心理学称做“去个性化”现象。 [10]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群体中，为着尽快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左倾”思想的带领下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中，人们的“去个性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人们逐渐丧失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甚至扭曲自己的心灵说大话说谎话。如“大跃进”时期，各地竞相谎报农业亩产量，青海某农场小麦亩产达8585斤；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130434斤……[11]文革前期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群体的人民大众“去个性化”现象的深入发展，无疑对文革的发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缘由，社会心理因素对“文革”的发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文革”发生的心理基础。由此可知，社会心理对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推动和阻碍作用，我党应充分认识社会心理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注意把握和指导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动向与特征，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今新的社会转型时期持续稳定地发展。

注释：

[1]    上海辞书编辑室：《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缩印版，第1578页。

[2]    沙莲香：社会心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3]    同上，第220页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页

[5]    谭凝：试谈毛泽东对当代国际共运形势的判断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摘自张化、苏采青，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6]    杜蒲：对“文革”前夕及“文革”时期党内“左”倾思潮的文化考察，载于《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2期

[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0页

[8]    1966年人民日报，摘自张化、苏采青，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9]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摘自宋倩，新中国历史上两次大挫折的社会心理原因思考，载理论界，2005年第2期，第167、168页

[10]沙莲香：社会心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11]宋倩：新中国历史上两次大挫折的社会心理原因思考，载理论界，2005年第2期：第167、168页

Trying theory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occurs social psychology reason

Social history institute   The specialty of history

104012002024  Yunying Wu   Instructs teacher: Qing Ye

【Abstract】: Culture Revolution was a calamity which should always be remembered as a lesson came at a high cost. Since the Thir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CP, study of the cause has become the focal point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Revolution. While Chinese scholars tend to study it from th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point of view, foreign scholars usually focus on personal factors of Chairman Mao Zedong in the initiation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Since few positive result has been achieved in former studies of the psychological cause in academic circles,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Culture Revolution from the aspect of social psychology stereotypes, social cause, collective psychology ,etc. In the time when the Chinese people are striving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it is important that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 psychology and more guidance is provide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secur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Culture Revolution   Social Psychology    Mass Conscious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