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政府舆论引导|2017重大群体性事件

　　［摘 要］谣言几乎与群体性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事件爆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后谣言肆虐，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政府舆论引导能力的薄弱与不足，包括政府舆论跟踪监控系统不健全、政府舆论分析研判系统不完备和政府舆情应对处置系统不完善。提高政府舆论引导能力，实现对谣言的有效治理，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构建舆论引导机制，即建立健全以全面协调为特征的综合舆论引导机制、建立健全以舆情调控为核心的全程舆论引导机制和建立健全以法律规制为基础的长效舆论引导机制。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谣言；舆论引导机制；政府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６－００８２－０４
　　近年来，一些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都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由于掺入了谣言的传播，再经过网络的无限放大，最终演化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中谣言肆虐背后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很多，可总结的教训也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新形势提出新要求，新要求呼唤新能力。因此，构建科学的政府舆论引导机制，不仅是新形势下政府治理谣言和防治群体性事件的现实需要，也是新形势下有效提升我国政府执政能力的紧迫任务。
　　一、谣言传播与群体性事件的内在联系
　　谣言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谣言一旦与政治相结合，小则引发一场骚乱，大则可以引起一场战争，甚至可以影响一场战争的胜负。正如卡普费雷所言：“谣言传递信息，树立或毁坏名声，促发暴动或战争。”［１］现代社会，互联网为谣言插上了翅膀，使其传播的广度、速度和渗透强度都大大增加。谣言几乎与群体性事件如影随形，从未有一场暴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激烈程度的激化。［２］因此，谣言的蔓延特别是涉及范围很广的恶意谣言，会威胁到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威胁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１．谣言孕育于群体性事件的潜伏期。群体性事件的潜伏期也正是谣言的孕育产生期，二者之间具有良好的契合性。湖北石首“６．１７”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期，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对政府不满的闲言碎语，这种闲言碎语往往采取谣言的形式，通过互联网散播对政府的不满、诋毁。谣言是加剧社会紧张气氛的催化剂，谣言传播超出了平常范围，或是谣言的恶毒程度变得更为严重，就可能成为一场群体性事件即将爆发的征兆。谣言既然可以作为群体性事件的前兆，也就是说谣言有可能成为警告，提醒政府相关部门，必须积极果断采取措施去控制受到挑动的人群，否则，这些人很快就要走上激动、敌对、无法自控的道路。
　　２．谣言使群体性事件提前进入爆发期。群体性事件由潜伏期到爆发期有一个时间过程，而谣言勿庸置疑加速了这一过程，使得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期提前来临。谣言产生以后，如果没有权威机构予以澄清，就进入了传播阶段，所有参与传播的人都可以视为谣言的传播者。传播者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角色，一方面他接收谣言，另一方面也努力地将谣言传播出去。在传播过程中，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它加以润色与修正，谣言从完全模糊和空洞的描写状态，逐步变得清晰和有形，被具体化和细节化。在这个时候，执政当局任何不当的行为都可能被放大，成为炸药桶，在谣言的点燃下发生爆炸，致使群体性事件提前到来。“通常，尽管不是一成不变的，点燃火药桶的火星就是具有煽动性的谣言本身”［３］。例如，湖北石首“６．１７”事件中，就是谣言最终点燃了这场群体性事件的集中爆发。谣言使当地群众长期以来积压在心中对政府的不满和怨恨爆发出来，随后他们采取了集体行动。数万群众在该市东岳路和东方大道设置路障，阻碍交通，围观起哄，现场秩序异常混乱。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从表面上看似偶然，但实际上它是群众长期以来对当地政府的不满情绪所引发的，他们在谣言的激发下，采取了群体行动，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提前到来。
　　３．谣言使群体性事件高潮期的烈度加剧。“在一场骚乱的狂热中，谣言比平时传播得更快，但在这一疯狂的阶段，它们的内容里反映出明显的盲从。有时它们使人产生幻觉。人们用一种狂热的态度对拷打、强奸和谋杀详细描述，仿佛是为正在发生的行为进行解释，并加以报复的进程。［４］”谣言是一个神秘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它迷惑人，征服人，引诱人，激励人。公众一旦被谣言征服，谣言将赋予他们一种神秘而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促使他们产生烧、杀、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即屈服于这种引诱，甚至他们根本无法意识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从而迷失自我。这种引诱会让他们在不考虑后果的情况下阻断交通、攻击政府、抢夺财物；甚至与警察发生冲突。所以，疯狂的谣言差不多就是暴力的口头伴奏［５］，谣言加剧了群体性事件的破坏性程度。而当谣言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政府部门就几乎难以控制局势。
　　４．谣言终结于群体性事件的消退期。卡普费雷说：“谣言是某种背景的见证，如果这种背景发生了变化，谣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将立即停止流传。因为谣言失去了合理性”。因此，谣言都是注定要消亡的，这种消亡是结构性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谣言自己制造了使自己消亡的动力。［６］”群体性事件得到平息以后，执政当局必将利用一切可用之媒体，揭示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获取自己关注，想要知道，想要了解的一切信息。紧接其后，谣言这块巨大的集体口香糖，就会渐渐失去味道，而被公众所唾弃。湖北石首“６．１７”事件发生后，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明确批示对处理事件的要求，公安部、武警总部、湖北省、荆州市的党政主要领导迅速成立了事件处置领导小组，并立即通过多种途径迅速向社会公布事件真相。在事实真相大白的一刻，也就意味着谣言的终结。事实真相揭示以后，人们就失去了对谣言的兴趣，不再议论谣言，传播谣言，因为他们相信事实与真相，那些曾经被人们热衷议论并被广泛传播的谣言再也没有谈论的价值了。可见，谣言几乎与群体性事件如影随形，群体性事件与谣言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谣言贯穿于群体性事件的全过程，它往往先于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而产生，但却常常在群体性事件平息之后才销声匿迹，它对群体性事件的孕育、发生、演变甚至结束都起着重要的影响。 　　二、政府舆论引导机制不健全是导致谣言肆虐的重要因素
　　谣言传播与政府舆论引导之间是紧密相关的，谣言能否产生并传播以及在多大范围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舆论引导机制的健全与否。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谣言甚嚣尘上，传播泛滥，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舆论引导机制的不健全和舆论引导能力的明显不足。
　　１．政府舆论跟踪监控系统不健全。舆论跟踪监控系统是政府舆论引导机制的前提和基础。通过舆论跟踪监控系统，政府可以及时全面地了解和掌握谣言动态，从而为政府正确分析研判谣言，并作出有效的谣言应对策略奠定坚实的基础。构建舆论跟踪监控系统必须建立谣言调研网络，并指派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谣言监控队伍，负责对谣言开展日常监测和重点网站、重点论坛的实时巡查，对谣言进行汇总、登记和总结，对出现的重大谣言动向，要及时向领导报送和反馈，为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由于当前政府舆论跟踪监控系统不完善，导致政府错失了控制谣言，预防群体性事件的最佳时机。首先，谣言防范意识淡薄。谣言防范意识淡薄是政府在治理谣言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思想决定行动，只有充分认识到谣言的危害性，树立预防为主的观念，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提高警惕，才能防范于未然，将谣言消灭于无形。也只有这样，才能在谣言产生之后，迅速予以反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将谣言的危害缩小到最小范围，并及时控制谣言的发展事态。近年来，一些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背后总是有谣言推波助澜的影子，凸显政府对谣言的防范意识还不强，对谣言的危害认识不够，缺乏对谣言的警惕性和敏感度。其次，政府收集舆论信息的渠道单一，很难在第一时间内及时发现谣言，将隐患消灭。例如，在“瓮安事件”爆发前７天，一些谣言激起了群众对李树芬之死的同情和对执法不公的义愤。然而，由于舆论信息收集渠道的不畅，以至出现了“全县人民都知道、县委书记却不知道”的尴尬局面。
　　２．政府舆论分析研判系统不完备。舆论分析研判系统是对舆论的定性与定量给出的一种价值和趋向判断的过程，是政府舆论引导机制的关键环节。在搜集到谣言后，要及时组织人员召开谣言研判评估例会，准确查找谣言产生的原因，认真核实谣言反映的问题，对谣言走向作出正确的判断，对谣言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客观、全面分析，及时发现危机的苗头，提前通知各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政府舆论分析研判系统不完备是当前政府防范谣言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政府舆论分析研判专家队伍建设滞后。舆论具有传播爆炸性、主体隐蔽性、信源模糊性、意见指向性和影响显著性等特点，因此，要科学地分析研判舆论，政府必须建立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纪律严明的专业化舆论分析研判专家队伍，这是提高政府舆论分析研判工作科学化水平的必要条件。然而，现实情况是有些政府根本就没有组建舆论分析研判专家队伍，有些政府组建了队伍，却多数是由各部门临时抽调的成员构成，且素质能力离标准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这些都不利于对舆论的持续关注和科学研判；其次，政府舆论分析研判机制不健全。搞好舆论分析研判工作，不仅需要组建专业化的专家队伍，还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舆论分析研判工作机制，这是提高政府舆论分析研判质量的制度保障。目前，我国舆论分析研判机制不健全。舆论分析研判，尤其是网络舆论分析研判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其制度化建设水平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政府的舆论分析研判机制不是处于空白状态，就是处于不完善的状态，导致政府无法准确研判，甚至是错误研判舆论，使危机事件进一步升级。
　　３．．政府舆论应对处置系统不完善。政府舆论应对处置系统是政府舆论引导机制的核心部分。在对谣言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之后，政府要作出正确的决策，并迅速付诸行动，解决谣言所反映的问题，化解谣言危机。目前在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有一部分人面对谣言表现为无所作为、不会作为和胡乱作为。这些人处置谣言不当的表现主要为：一是信奉“沉默是金”的信条，对谣言不屑一顾，采取“鸵鸟政策”。在贵州瓮安事件中，面对社会上传播的种种谣言，瓮安县委、县政府奉行“鸵鸟政策”，既不主动回应各方质疑，也不积极澄清各种谣言，而是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堆，任由各种谣言肆意传播，结果“自己不说别人说、干部不说群众说、当地不说外地说”，最终丧失了戳穿谣言的主动权，陷入被动。二是采取“封堵政策”。有些地方政府依然抱着传统观念，沉迷于通过“堵、删、封”等手段，甚至动用警力抓捕发帖人来压制舆论。在湖北石首事件中，地方政府为了防止事件信息通过网络对外传播，对市区网吧和永隆大酒店附近地区进行断网和断电处理，人为制造了“没有网络”的情形。石首此举被人民网判定为“政府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三是信息公开机制缺位。控制谣言传播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事实真相，谣言止于公开透明及时的政府信息。谣言肆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机制的缺位所造成的。“在没有真相的时候，谣言比真相还像真相。”由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缺位，导致各种谣言满天飞，一旦谣言第一时间占据公众的视听空间，公众就有可能把“谣言”当“真实”，使危机不断升级。
　　三、完善政府舆论引导机制是治理谣言的有效策略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谣言的危害不言而喻。在当下环境，网络传播更加灵活无序，谣言传播也因此变得速度更快、作用力更强。因此，不断完善政府舆论引导机制，提高政府舆论引导能力，已经成为当前政府治理谣言，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必然选择。但是，完善政府舆论引导机制，提高政府舆论引导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创新的过程。
　　１．建立健全以全面协调为特征的综合舆论引导机制。在一个舆论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舆论引导主体也必定是一个多元复合的系统。一般而言，当代中国的舆论引导主体系统主要由三类主体构成，即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和其他相关的社会组织和意见领袖。任何一次舆论引导行动的成功与否、效果好坏，不仅取决于系统中各类主体自身能力发挥的状况，而且取决于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舆论引导能力既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也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新闻媒体的传播能力，而应该理解成在舆论的形成、发展和消亡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形成和谐共振的能力。［７］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应充分发挥各舆论引导主体的功能作用，建立新的党委政府与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方式，构建充满竞争和活力的社会舆论管理体系，寻求党委政府、新闻媒体和社会组织在社会舆论引导领域的协同，建立舆论引导的多中心互补机制，这是超出微观舆论引导能力之上的一种宏观能力，它是舆论引导总体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主体之间能否形成多层次的联动，能否在具体的舆论引导过程中形成和谐默契，关键在于能否明确各自的角色定位和建立起科学的行动协调机制。各级党政机关特别是宣传、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部门无疑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因而在舆论引导格局中应扮演主导角色，并在行动协调中起主导作用。新闻媒体是公众意见汇集的场所，是形成舆论和表现舆论的重要平台。新闻媒体因其权威性和公共性特点，比较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和认同，故而新闻媒体天然地具有进行舆论引导的主体优势。政府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介在舆论引导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必须增强新闻媒体重视舆论引导工作的积极性、自觉性和能动性；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见领袖在舆论引导格局中处于辅助地位。这类主体在舆论引导中的优势是比政府和新闻媒体更贴近舆论的主体，甚至还有可能就是舆论主体的一部分，更易于对舆论主体产生直接的作用。因此，在舆论引导主体系统中，政府和新闻媒体在舆论引导的战略布局中应当充分考虑到相关社会组织和意见领袖的存在，并将其有机地纳入引导的行动过程，发挥它们的功能作用。 　　２．建立健全以舆情调控为核心的全程舆论引导机制。舆论引导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全过程的。舆论引导绝不仅仅是一种事后控制行为，不能在社会出现舆论热点事件，并造成一定社会影响之后才被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当某一社会事件成为媒体舆论热点，并已经造成广泛社会影响时才考虑如何引导，就显得滞后和被动了，引导的努力也会事倍功半。舆论引导工作应该覆盖舆论酝酿、舆论发展、舆论爆发、舆论激化、舆论影响、舆论衰退等舆论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坚持以人为本，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以舆情调控为核心的全程舆论引导机制。建立健全以舆情调控为核心的全程舆论引导机制，必须抓好几个关键要素。首先，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舆论观。社会舆论是意识形态中表现得最为活跃、最为丰富、也是最具有传播力的一种社会意识，它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又会影响社会生活的发展走向，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执政行为的检验剂。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舆论引导工作，不要有“舆论引导是个虚架子，可有可无”的错误认识，要从事关国家政治稳定的角度来对待舆论引导工作，树立正确的舆论观，增强对舆论引导必要性的认识。其次，强化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意识。做好舆论引导工作，队伍是关键，人才是根本。作为舆论引导的真正主体，舆论引导行动中的人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熟练的业务和技术技能，还要具有较强的社会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党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和媒体要充分认识人才、队伍对舆论引导的智力保障作用，在舆论引导的实践中有意识地挖掘这样的人才，有计划地培养这样的人才，经过一定阶段后才能形成一支专业从事舆论引导的人才队伍。最后，成立舆论引导领导小组。各地可视实际情况成立一个专门针对舆论引导的领导小组，为舆论引导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序性提供领导保障。它应该是一个非常设机构，由当地党委政府的分管领导和社会舆论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直接牵头，成员包括当地重要媒体的领导以及部分社会组织的代表和民意代表。该领导小组是辖区内负责舆论引导的最高指挥机构，主要职责就是对舆论发展过程进行全程跟踪监控，并在第一时间迅速确定舆论引导的方向和对策，第一时间通过媒体发布最准确和最权威的信息。
　　３．建立健全以法律规制为基础的长效舆论引导机制。社会舆论引导法治化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客观要求，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只有法治化管理才是根本的可持续的长远管理。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舆论，也是国际通行做法。政府舆论引导工作法治化，应该包括“法制”和“法治”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加快制定舆论引导领域的立法工作，构建相对完备的有关政府舆论引导的法律和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政府必须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从事舆论引导活动。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法，相关规定散见于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文件中，有关舆论方面的立法体系显得还不够完整。虽然宪法有明确的规定，“但宪法本身并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它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必须以法律一级的规范性文件来落实”，“现有的一些行政法规只是行政部门领导和管理各项行政工作的规范性文件”，“立法位阶和效力层次都比较低，难以在更宏观的范围内就保障公民权利、制裁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作出规定，即使规定了，也难以操作。”［８］总之，当前，我国对社会舆论的调控管理，既有法律的，又有行政的，但更为主要的是由中共中央及宣传部通过一系列文件，各种由党中央颁布的决议和决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与指示对社会舆论实施统一调控。这些文件、决议、决定、讲话、指示成为指导我国政府舆论引导的主要指导方针。
　　建立健全以法律规范为特征的舆论引导长效机制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可谓任重而道远。因此，政府必须加强舆论引导工作的法律和法规建设，促进政府舆论引导工作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法律手段为主转变。要“用制度来引导舆论”，增强政府舆论引导的权威性、科学性和稳定性；要进一步加强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立法工作，逐步形成以宪法为根本，法律、法规、规章相互配套、协调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法律体系；同时，要制定并运用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对新闻舆论进行行政和业务管理，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形成以法律规制为基础的长效舆论引导机制，使舆论引导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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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侯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