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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彼特政治思想评析_熊彼特创新理论5个方面

    时间:2019-06-02 03:26:1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摘要: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不仅在经济史和经济理论这两个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卓越成就,而且以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为基础,把触角延伸至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并对这些学科进行有机整合,建构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熊彼特政治思想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趋势以及精英民主理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将由于自身创新机制的匮乏而衰落,而社会主义则能够长久存在下去。他把民主视作一种竞争性选举工具,而且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共存。熊彼特的这些政治思想在战后西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当今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亦有其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熊彼特;政治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精英民主
      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5-0052-05
      一、引言
      近十年来,随着韦伯、哈耶克、米塞斯等德语学者的著作相继被译介至国内,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批主要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学者其实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学术思想。对历史学界来说,通过研读他们的代表性著作,不仅能够从中汲取思想精华,而且也能了解他们背后那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和社会。国内先后掀起的“韦伯热”、“哈耶克热”和“米塞斯热”就足以证明他们对学界产生的强劲震撼和冲击。
      然而相比于上述三位,同为来自德语地区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的声望和影响力就远逊于他们。虽然熊彼特著作是以上德语学者之中最早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并且包括日本研究者在内的国外学界自熊彼特去世以来即展开对其思想的多方面研究,并已取得一定成果。相比于国外同行,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学界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力度与其在国际上日臻高涨的威望是极不相称的。就更别提有历史学家对其政治思想所做的专门研究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有鉴于此,笔者将依据现有文献,以前辈学人之研究为基础,聚焦于熊彼特政治思想,力求管中窥豹、以点带面。进一步加深认识熊彼特丰厚的政治思想遗产,并推进对这位思想巨子的研究。
      二、熊彼特成长环境和早年从政经历
      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史家乔治·萨拜因在其名著《政治学说史》中曾说过:“各种政治理论所指涉的并不是一种外在的现实情势,而是作为社会环境中一个正常的部分被生产出来的——所谓政治环境,在这里是指政治本身也存在于其间的那种环境。”换言之,政治思想的萌发和产生绝非像理化学科整日埋头于实验室便指望能有所感悟。它必须与外在现实世界产生互动乃至激烈碰撞之后才有可能对政治问题产生超越一般意义的形上学思考。由此之故,若要了解熊彼特政治思想,笔者认为,他的成长环境和1916~1919年这3年间的从政经历是无法绕过的。一定程度上,熊彼特的成长环境和早年从政经历成为了解和研究熊彼特政治思想的两枚重要楔子。
      1.熊彼特成长环境
      熊彼特188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境内摩拉维亚省一个名为特热什季的小村子。父亲是当地一位纺织厂厂主,母亲则出自医生世家,家中生活殷实而富足。然而,父亲和外祖父母在熊彼特4岁时的接连去世致使母子俩的生活陷入困境。母亲则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熊彼特身上。为了能够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母亲带着熊彼特先是来到奥地利城市格拉茨,而后则继续迁居首都维也纳,其目的是要让熊彼特进入奥匈帝国最好的维也纳大学并借此得以踏入高级贵族的社交圈子。对母子俩这一贵族情结的了解将有助于更好的理解熊彼特政治思想中浓厚的贵族气息。
      熊彼特成长于19世纪后半叶,时值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展开之时。近邻德国已经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高速疾驰,而此时的奥匈帝国则依旧步履维艰、发展迟缓。历史发展的进程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工业文明和现代主义的洪流已经席卷而来。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奥地利,仅仅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中世纪的遗存就和现代主义的大潮迎头撞上”。生活在这样一个新旧时代急剧变革和嬗递的时代,1906年以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毕业的熊彼特会有怎样的思考?
      熊彼特这时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怎样才能保持奥匈帝国版图完整(尤其是奥地利在中欧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以及如何维护奥匈帝国君主制度的稳定。就他自己而言,熊彼特是君主制度的坚定维护者,他希望维持现状,保持贵族和皇帝在整个帝国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此时奥匈帝国议会中的混乱状况也使熊彼特对于大众政治颇多疑虑和担忧。在现有政体模式中,熊彼特最为推崇英国君主立宪制。在他看来,一个立宪君主加上两院制的议会就能组织一个好政府。因而,熊彼特最为欣赏本杰明·迪斯累里和威廉·格拉斯通这两位英国著名政治家,认为他们推行的低税政策、济贫措施、以及所拥有的一支高效文官队伍都对英国社会的稳定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因此,熊彼特非常认同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的一句名言:“好的秩序乃一切良善的基础。”其二,在维也纳大学受到以门格尔、庞巴威克和维塞尔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严格经济学训练的熊彼特又无法对当时的工业化大潮充耳不闻。他深切感受到奥地利在这场以电气动力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明显落在了其他国家后面,特别是与德国的发展速度相比,差距更加明显。出于对皇室和帝国的忠诚,熊彼特无不在思考奥地利的前途和将来。因此,在他脑中,变革现状、积极引人新技术,改进新方法等新思维逐渐形成。熊彼特显然已经意识到,奥匈帝国版图的完整国力的强大有赖于其经济上的独立和发展,两者实为共生共荣的关系。
      事实上,早年生活经历给熊彼特带来的影响是终生的。视自己为贵族一员的熊彼特既深深留恋于奥匈帝国过去的荣光,但自身所受的经济学训练却使他敏锐觉察到工业文明这股滚滚洪流的不可阻挡。这一切都促使他思考怎样才能兼顾二者之间的平衡:既能保持熊彼特熟悉的原有政治秩序,同时又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加速奥地利实现现代化的步伐,而这反过来能够更好的维护和巩固帝国现行政治体制。熊彼特其实一直逡巡徘徊于传统和现代这一前一后两个世界中并不时纠缠争斗于熊彼特脑海中。这既是理解熊彼特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锁钥,同时也是熊彼特一生学术研究所致力解决的终极问题。这种努力衡平传统和现代二者之间裂痕的思路也塑造了熊彼特在处事风格和政治思想上稳健、有序和保守的特征。这也就是为何不难理解同样一个熊彼特,却集中了创新和保守、传统与现代。他既是经济学中创新理论的阐述者和倡导者,同时在政治上对传统又充满温情和眷恋。两者看似矛盾,但却都集中于熊彼特一身。这既增加了理解熊彼特政治思想的难度,但却也帮助我们在熊彼特具体从政行为与其政治思想之间搭建起有效衔接。
      2.早年从政经历
      1916年初至1917年4月,身为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经济学教授的熊彼特就当时的世界形势和国内局势通过帝国高官海因里希·拉马什(同时也是熊彼特大学时期老师) 向皇帝寄送了3篇政治备忘录,分别就当时奥匈帝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提出相应意见和建议。
      维护奥匈帝国版图完整是熊彼特青年时代政治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此时的熊彼特对这一问题则更为殚心竭虑。那么,谁能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熊彼特毫不迟疑的把目光投向贵族。他认为只有贵族,而且是其中的高级贵族才能担当这一使命。“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存在——即少数帝国议会中的高级贵族和历史上的著名家族,那么,奥地利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将无法正常运转: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们所熟知和热爱的奥地利也将不复存在。中央权力的瘫痪将会导致各民族之间感情纽带的丧失,整个帝国也将成为一个没有国家意识的混合体。”同时,如何应对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当时奥匈帝国所要面临的棘手问题。对此,熊彼特认为需以允厥执中的态度来对待帝国内部德意志与斯拉夫这两大民族。特别是在对待波希米亚问题上更需谨慎行事。为了能够缓和日渐强烈的捷克民族主义情绪,熊彼特提出在原有奥匈二元制君主国的基础上再加上波希米亚,从而把帝国由原来的奥匈二元制国家转变为奥地利一匈牙利一波希米亚三元制君主国(TripleMonarchy),借此稳定帝国内部的民族分离运动。
      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一战,熊彼特主张奥匈帝国可以利用各交战国之间的矛盾从中斡旋以尽早结束战争。毕竟战争托得越长就越对奥匈帝国不利。要达成此目的,熊彼特认为一个忠诚的保守主义政党是十分必要的。熊彼特认为,和平的国际环境、保守主义政党和君主这三者之间是一紧密的利益链,国际和平符合后面两者的实际利益需要。
      如果说熊彼特这一年多时间的顾问角色只是一个荣誉头衔的话,那么,熊彼特1919年担任一战后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财政部长就是实至名归的参与中枢了,这也是熊彼特短暂从政经历的最高峰。但与其作为经济学家享有的极高声望形成反差,熊彼特的财长生涯却暗淡无光。其主要原因在于熊彼特与时任内阁外交部长的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尔在德奥合并和奥地利社会化这两个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在这两点上,鲍尔是内阁中的坚定主张者。他认为奥匈帝国的解体使得原来存在于帝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经贸联系被迫中断,而奥地利本身并无经济自给能力。因此,与德国合并将是解决战后奥地利经济危局的好办法。同时,鲍尔也积极鼓吹对工业进行社会化,以此作为通往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在他的社会化蓝图中,经过社会化后的企业将由生产者、消费者和国家三方共同管理。熊彼特虽在原则上同意社会化计划,也未对此明确反对,但熊彼特终认为战后德、奥两国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对于进行社会化在时机上是不合时宜的。两人虽是大学同窗,但分歧始终无法调和。至于德奥合并,前述已经表明熊彼特在帝国版图问题上的坚定态度。梦想成为伟大政治家的熊彼特在财长任上仅仅7个月便挂冠而去。
      回顾这3年从政经历可以进一步确知:虽然熊彼特是以经济学家和教师身份出现,但正如哈伯勒所言:“熊彼特绝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对外界事物有着浓厚兴趣,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够向公众表达自己观点和见解的机会。”因此,熊彼特在一战期间的从政热情就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它始终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信念在背后支撑:即如何协调高速现代化而来的剧烈动荡与传统之间的二元关系。这一点在奥地利社会化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熊彼特并非反对胞尔的社会化主张,但他坚称奥地利社会化应该缓进、稳妥。但时代已经发生变化,熊彼特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已经不是先前的贵族时代。20世纪在政治上的显著特点便是民主政治的传播和充斥着各种名目的“主义”和“运动”,而这两者恰好在当时的奥地利异常活跃。而以精英自居的熊彼特仍然渴望贵族政治,希望通过皇帝、保守主义政党及其控制下的议会这三方共同协作,以建设一个熊彼特心目中稳定、有序、和谐但又充满经济活力的社会。
      三、两种社会的不同发展趋向
      熊彼特于1942年出版代表他一生政治思想的结晶之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此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熊彼特也凭借此书跻身著名政治学家行列,并对战争后西方学界产生重要而持久性的影响。对此,有学者就评论该书“博学而不沉闷,它的许多篇章不论是在思想的原创性还是表述的灵活性上都表现了作者的无比才气”。唧
      1.资本主义墙垣的崩塌
      要回答资本主义为何无法存在下去,首先得界定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所谓正本清源、先从概念入手。
      熊彼特首先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制度性整体来看待。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经济飞跃和物质层面的高度繁荣,而且还是一项制度性文明成就。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就不应停留在经济层面,还要深入资本主义制度内核。其次,熊彼特非常强调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性、演化性,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性。“研究资本主义就是研究一个发展过程”,“资本主义过程的这种进化性质不仅是由于经济生活是在变动着的社会与自然环境里继续下去,而且这个环境的变动改变了经济活动的数据”。
      既然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所有时代总和还要大、还要多的生产力,那么,它为何还会崩塌呢?
      如前所述,熊彼特所要建构的理想社会图式是一个具有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根据这种解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出现只有在同它脱胎而出的传统社会联系起来时,才能被恰当地理解”。㈣也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取代与被取代,内中应有更深层次的相互关联。韦伯在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也发现先于资本主义存在而被带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道德遗产,一方面以经过改造的开放姿态认可了积极人世的功利追求,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责任、义务、信用和承诺来对个人贪欲予以节制和疏导,从而为市场体系的健康发育与合理运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伦理基础。既然传统社会中的伦理和道德遗产能为资本主义的成长创造条件,那么,熊彼特所要探究的则是它在政治领域是否也有同等作用。
      从欧洲历史的自身发展进程来看,为资本主义发展保驾护航和提供稳定社会秩序的恰恰是以王权和贵族为代表的传统势力。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创建不仅仅彰显了王权,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亨廷顿认为:“权力的集中对于铲除旧秩序,摧毁封建特权和封建束缚,并为新社会集团的崛起和新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绝对君主与新兴中等阶级之间的确存在着一致的利益。”正因有共同利益存在,传统势力与资本主义之间形成紧密而互为所需的同盟关系。王权和封建国家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和稳定秩序;反过来,资本主义则为前者提供足资统治的经济财源和赋税收入。用熊彼特的话来说,资产阶级想方设法“把国家拉到自己身边来,作为回报,它也为国家服务,为不同于自己利益的国家利益服务。”传统势力和资本主义在这一结构中分工明确,前者提供政治产品,后者主要从事经济生产。
      熊彼特最后得出结论: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来说,传统 因素不仅不是障碍,反而是附着于资本主义之上的保护层。一旦资本主义彻底掀翻保护层,资本主义也将成为孤家寡人,其崩塌也就成为势所必至的历史必然了。就具体过程来看,资本主义本身的运行就带有某种驱魅性质,以精于计算和行为理性为特征的合理化趋势正日益腐蚀传统因素。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特征在于资本家无穷无尽的获利欲望和对外开拓的野心。熊彼特把这些人称作“企业家”,认为他们身上残存着“为战斗而战斗”的贵族遗风。然而。这种遗风却逐渐消磨,其原因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驱魅性所决定的。它越是不断创新、不断获得成功,也就愈加破坏原来承载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母体,其后果则将导致资本主义本身墙垣的一步步崩塌。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墙垣的崩塌并非源自其经济上的衰败,而是来自于内外两方面的夹攻。就外部而言,企业家职能的过时是首要原因,企业家不再具有创新和开拓的欲望和野心,日益沦为经营日常事物的行政经理人员。同时。原本附着于资本主义之上的保护层的缺失也是导致资本主义崩塌的外部原因之一。如他所说:“资本主义过程毁坏了封建社会的制度结构,也以完全相同的同样方法毁坏它自己。”从内部来看,社会中日益增长的敌意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是两大主因。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了惊人的经济成功,但却也产生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自身的批判式心理结构。“这个结构在毁坏许许多多其他制度的道德权威之后,最后掉过头来反对它自己;资产阶级人士惊异地发现,理性主义态度在得到国王和教皇信任状后没有停步,而是继续攻击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价值的整个体制。”从封建王权下独立出来的知识分子则猛烈抨击传统社会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回报,但熊彼特认为知识分子会把矛头转向资本主义。不论是真实还是虚幻的不满情绪,知识分子已经是社会中有利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会改变其批判本性。
      2.社会主义能够长久存在
      在得出结论之前,熊彼特首先得探讨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
      与资本主义类似。熊彼特也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模式,在该模式中,“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都授予中央当局,或者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模式中,原则上社会的经济事物属于公共范围而不是属于私人范围”。1940年,熊彼特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讲中再次重申了这一定义:“我把(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规定为:不是由私人占有和经营企业,而是由国家当局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那种社会组织。因此,说大步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所指的就是把人民经济事物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熊彼特定义中强调的“公共范围”、“国家当局控制”、“公共领域”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生产过程由私人契约(或私人管理或私人积极性)调节”相对。为了对社会主义进行严格界定,熊彼特把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其它形式社会主义都排除在外,并特别说明定义中的“中央集权”一词并不等同于政治上的集权和专制。“不是意指中央当局必然是专制独裁的中央集权主义”,也“不是意指企业高级人员的积极性完全来自中央当局的集权主义”。其实质是由中央权威控制生产体系的制度模式。
      那么,社会主义为何能够长久存在下去?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是否具有可行性?社会主义与民主制度之间是否具有兼容性?
      以哈耶克和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着力批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低效率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两人分别在各自著述中抨击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转完全依赖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而缺乏市场和价格因素的调节,而这将导致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盲目、滞后和政治上的“通往奴役之路”。对此批评,熊彼特颇不以为然。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产业和工厂的经理部门能确切地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事情,没有东西能阻止他们合在一起进行协调行动。中央局能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愿意不可避免地担当信息交换所和决策协调人的角色——至少会像包罗一切的卡特尔的执行局那样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通常在个别企业里发生的改进,在推广中需要许多时间并会遇到抗阻。如果进步的步子变速,总有许多企业紧紧抱住老方法或者低效率的方法不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一项改进理论上能够以法令加以推广,低标准的做法就能很快被消灭”。
      在政治领域,针对哈耶克1940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的观点,熊彼特指出民主政治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却不会随资本主义崩塌而消散,两者在一定状态和条件下可以兼容,并非绝对排斥。“大选、政党、议会、内阁和总理可能依旧证明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作出政治决定可以保留下来以处理议事日程的最为方便的工具”。
      以此为据,熊彼特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极富现实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熊彼特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区分为成熟和不成熟两类,并以苏联、英国和瑞典3国为例来具体说明。相对而言,熊彼特更为推崇英国和瑞典两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对英国费边社更是推崇有加,认为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相反,熊彼特对于俄国及其所代表的暴力革命路线则语带批评和讥讽。“沙皇俄国是主要带有前资本主义面貌的农业国。工业无产阶级——就职业社会主义者可接受的意义来说——只占1.5亿总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因此,熊彼特把俄国从资本主义迈入社会主义的这一过程归入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从熊彼特对苏联模式的评述可知,他划分成熟与不成熟的最主要标准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
      四、民主理论的保守修正和精英倾向
      熊彼特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在不同程度上都遭到了后世学者的批评和置疑。但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则对战后西方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在精英民主理论的传承系谱中,19世纪末来自意大利的莫斯卡和帕累托是最早阐述者,而熊彼特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将精英民主理论进一步发扬光大。
      综合前述,熊彼特认定“资本主义体系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资本主义在消灭旧制度的同时,也在腐蚀自身。当民主被资产阶级写入反封建纲领而投入斗争后,她逐渐将高悬于封建王权和贵族之上的神圣光环彻底抹去。但当资本主义面临来自敌意的攻击时,它却找不到护卫自身的办法。因此,资产阶级不得不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若不同时捣碎它所赞成的自由,它所不赞成的自由是捣碎不了的。”基于此,熊彼特以其含有精英口吻的保守倾向修正了古典民主理论,特别是批驳了“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这两大古典民主的支柱。
      在熊彼特看来,古典民主理论的预设和图景同样也是以一种理性化的方式来描摹的。一方面,它以理性和怀疑剥落了封建君主和贵族头上的神圣光环,为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驱巫除魅。另一方面,它则作为资产阶级的诺言被写入反封建纲领,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面政治大旗。这些思想通过18世纪的启蒙运动得到更有力的阐发和表达。但怀有浓烈贵族情结和精英倾向的熊彼特则对这种大众民主政治 深怀疑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共同福利”。因此,“人民意志”也就失去条件,无从谈起了。在熊彼特笔下,两者皆是虚幻泡影和空中楼阁,不仅无法带来好处,反而还会带来坏的后果。
      既然古典民主理论徒具空壳,熊彼特顺势提出自己的民主定义。熊彼特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诀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因之其本身不是目的,不管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什么决定都是一样”,“任何人要为民主下定义必须以此为出发点”。民主说到底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虽然言简意赅,但熊彼特的民主定义却也透露出其背后所蕴涵的深刻政治哲学。
      一方面。熊彼特并不将民主视为一种终极目的或最高理想。而是从现实角度出发认为民主的实现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那种不顾一切,一味鼓吹民主的高论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专制、暴政以及政客们的幕后操纵和阴谋伎俩。另一方面,熊彼特定义中通过争取选票取得作决定权力的“人”指的并不是所有人,而是精英。精英论者认为人的禀赋与才能并非等同而是存在高低之别。因此,在一个政治体系中,有的人适合成为领导者,而有的人则只能成为被统治者,这是一种必然且合理的现象。此外,精英论者从群众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选民群体不具备自主和理性选择的能力,往往显得盲从而躁动,从而在整个政治过程中(Politica]Procss)处于被动和听从。只有那些“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才具备成为领导者的素质和条件,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莫斯卡也论道;“一切社会,都会形成两个人们的集团,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总是人数较少,他们行使一切政治职能,垄断所有权力,享有权力带来的诸多特权;而被统治阶级在人数上处于多数,他们受到前一阶级的指导和控制,这种指导和控制有时通过不同程度合法的手段,有时则通过一定程度的专断和暴力手段实现。”
      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在战后西方学界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在过去几十年里,经过熊彼特改造的民主定义已被西方主流以及受西方主流影响的非西方精英奉为圭臬”。著名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盛赞熊彼特对民主的深刻分析为其博士论文《民主的经济理论》的写作提供了灵感和基础。怍为政治学家的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在他那篇非常有影响的论文“民主的某些必要要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和代表性著作《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坦承他对民主的定义系从熊彼特和韦伯的著作中提炼而来。口踟1984年,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一篇讨论民主的文章中承认自己对于民主的看法是遵循熊彼特的定义。不仅如此,曾经担任国际政治学协会主席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卡罗尔·佩特曼女士在其代表性著作《参与和民主理论》中认为“对于后来的理论而言,熊彼特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的民主概念。深入把握熊彼特民主理论的实质对于了解民主理论的一些最近著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熊彼特在其对民主的独特定义基础上详细提出了一套民主理论的架构”。从这些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评说中可以看出熊彼特民主理论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界可谓独树一帜、影响巨大,成为了众多学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民主问题的基础。
      五、结语
      熊彼特出生于19世纪末的奥匈帝国,求学于帝国首都维也纳,最后执教哈佛大学经济系,并迎来经济学家职业生涯的最高峰,一生历经辉煌与挫折,死后更是声望日隆,他的政治思想对今日还有何意义?
      毋庸置疑,相比于其它学者的具体分析和考证。熊彼特一生所从事的是一项艰难的思想试验,其目的在于建构一个融传统和现代于一体的复合社会文化体系。就这点而言,熊彼特是反思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先驱者。在此意义上,熊彼特与马克思、韦伯属同一类型的思想家。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和民族来说,熊彼特思想具有极高的参照价值。此外,熊彼特强调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有成熟而发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对程序民主的高度重视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民主体制均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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