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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领域教案_我是艺术领域的“杂牌军”

    时间:2019-06-02 03:25:5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编者按:   韩美林,1936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擅长绘画陶瓷艺术。1960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79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韩美林艺术成就斐然,1980年便于美国21个城市举办巡回画展,并获得美国圣地亚哥市赠予的“金钥匙”;在北京、杭州两地均建有韩美林艺术馆。其代表作有:书法作品古文字集录《天书》,巨型城市雕塑《钱王射潮》、《钱江龙》、《火凤凰》、《凤还巢》、《五云九如》、《大禹耕田》、《迎风长啸》等,设计作品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徽、奥运吉祥物福娃,作品集《山花烂漫》、《美林》、《韩美林自选雕塑集》,散文集《闲言碎语》、《韩美林自述》等等。其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凤凰标志、1983年猪生肖邮票、1985年的《熊猫票》等,他创作的雕塑作品花岗石铸铜《五龙钟塔》还入选了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标志雕塑。韩美林还是北京申奥标志的设计者之一。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设计组的负责人,被称为“福娃爸爸”。
      韩美林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书画艺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专业作家。
      
      
      “洋小学”里的苦孩子
      
      我是一个从石头缝里夹生出来的小树,儿童时期,父亲早亡,母亲和奶奶两个寡妇把我们兄弟三人拉扯大。我母亲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她家以前是济南有名的“大户”,可惜她赶上了她们毛家破落年代,但是她懂文化。我父亲少年丧父,只念过三年书,十七岁做了洋药房的店员(五洲大药房),但是他的英文和自制的药已显露出他的才气,可惜他二十八岁就归了西。
      那时我两岁,弟弟还未满月。我上的小学是一个救济会办的 “正宗贫民小学”。但是我们可不是破罐破摔的人家,我早上没有早点,吃的是上学路上茶馆门口筛子里倒掉的废茶。我家再穷也不去要饭,不去求帮告助,不偷不拿,活的就是一个志气。
      虽然上的是贫民小学,但我是幸运的,因为六个班里有三个美术、音乐老师,当时学校里演戏、唱歌、画画非常活跃。后来我上了大学听音乐欣赏课,才知道我小学时期就已经熟背贝多芬、莫扎特的曲子了。小学四年级就让孩子们苦读了《古文观止》,一个洋小学让我们孩子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六王毕,四海一”,扎实的古文底子早已在小学给“奠”好了。
      那时,老师、同学、家长和我们一起,虽然环境不好,可是团结友爱,彼此之间充满着和谐、友善,我们互相勉励,期待有一个辉煌的明天。
      后来才知道,我们小学的老师和访问过的老师、前辈,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专家,像李元庆、赵元任、陈叔亮、秦鸿云等,他们都是中国文艺界的脊梁。我小学演话剧“爱的教育”,辅导老师就是秦鸿云,他是中国第一部无声电影的开拓者,也是江青、赵丹的老师。后来我到济南话剧团时,他在文教局戏剧科,我们还经常联系,可惜他“文革”时被江青弄到北京给迫害死了。
      
      和“图画”的缘分
      
      人是个很奇怪的物种,因为他有个比别的动物更发达的器官——大脑。应该说,随着年龄增大,眼前的事忘得很快,但我一直不明白,童年的事虽然已与现在相隔五六十年,课总也忘不了,上小学的那一天似乎就在我眼前。
      我家在济南,住在现在的省府前街,东边一个巷子叫皇亲巷,连着的一个小巷叫尚书府。这个皇亲巷并没有皇亲,只是一个司马府的后门。据老人讲,也不知哪一朝的皇帝偷娶了司马家的一个小姐,因为不是明媒正娶,所以从后门接的亲。
      司马府后门旁边有一个庙,庙洞里有一个土地爷和一个贡台,几进的院子里,有关公、观音,观音殿里还有一个私塾,那时的私塾已经有点背时了。我们街上的孩子主要在司马府后门和土地爷庙洞子里玩,加上巷子里有一两条不管是谁家养的且都是挺“哥们儿”的小狗,小孩要求不高,有这些也就够了。
      有一天放学早,我一个人来到土地庙,调皮的我无所事事,好奇地凑到土地爷大玻璃罩子里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没想到从土地爷屁股后面发现了“新大陆”,我伸手一掏是书。接着一本、两本、三本……越掏越好奇,后来掏出来的还有印章、刻刀、印床子。印章料有石头的、木头的、铜的……
      小孩财迷,见到这些东西那好奇劲、那高兴劲就甭提啦!就地一坐便“研究”了起来……后来,我每天大部分时间就是往这里跑,东西没敢拿回家,“研究”完了就送回土地爷屁股后面,这样挺保险,没人会知道。那时我虽小,却挺懂事,怕带回家说我是偷的,那就洗也洗不清了。但又是谁将这些东西放到这里来的?至今是个谜。
      后来,我偷偷地一本本拿回了家,它们成了我的“终生伴侣”,那些书影响了我一生。
      此生第一次接触的文字是篆书,这些像图画的文字对我一个小孩来说新鲜、好玩。从小我喜于绘事,所以一拍即合,直到小学毕业这几本书就没有离开过我。小孩子天性好玩,和我一般大的孩子,有玩弹子的、有踢毽子的,可我却偏偏玩起了这些“图画”。
      故乡山东是孔子的家乡,从小写书法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我五岁就写了字,家里再穷,也没有放弃让我们写书法,尤其上了小学以后,寒暑假母亲怕我们玩野了,就把我们兄弟们送到私塾去写字,学费不贵,每人只交一块钱。
      现在我是个画画的,可是我学书法的历史绝对在绘画之前。
      另外,那时我还玩篆刻,用刀在石头上、木头上刻,刻得满手都是血口子。后来我玩别的(绘画、雕塑、陶艺),而且越玩越大,篆刻就顾不上了,但篆书却一直伴我终生。
      我一再申明,因为是第一次接触,我把篆字当成了“图画”,所以从我决定一生走美术道路起,篆书在我眼中也就走了“味”,它跟我走的不是书法路,加之后来我的兴趣又扩大的关系(甲骨、汉简、岩画、古陶文和一些符号、记号),它们在我眼里都没有以书法对待,而是成了根深蒂固的“形象”。
      在我的童年里,石灰和墙是我的墨和纸,我经常在人家的墙上乱涂乱画,尤其是新墙,让人告状而挨揍是家常便饭,另外,我们巷子的石头路,也是我画画写字的好去处。
      从小学开始,老师就把我当成“小画家”来鼓励,我上过前后两个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济南第二实验小学,幸运的是我又遇上一个好的班主任,他也姓潘,古典文学、诗词、音乐他都很精通,他指挥我们全校的大合唱;同时这个学校还有三个美术老师,三个音乐老师。潘老师是馆陶人,武训学校毕业后上的大学,私塾底子很厚,字当然写的很有功力,他平时用毛笔改作业和写条子,不用“原子笔”。武训学校培养的人都抱着一番雄心到社会上去闯天下。我是穷孩子,潘老师是穷孩子,颜鲁公也是穷孩子,武训要饭办学,给了潘老师一个在我当时又要当“粉丝”的偶像形象。他是写汉简的,我到他家去过两次,他夫人很漂亮,是个小脚,他写的满墙书法,都是我没见过的汉简,这是我最深的印象,不过没有对我产生非写不可的程度,他的推荐没起作用。
      小学毕业,一直没有接触到哪一个“高人”对我篆书的引导,因为这些老师都不写篆书。这时篆书在我记忆中已经记得很不少了,只是缺少恩师的指点,所以很自然将我逼上梁山——往画的方向自我多情地酷爱和联想。
      天意也好,偶尔也好,信不信由你。我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机缘。
      每年过年家家蒸馒头做年糕,我们穷人家只有将小米水发了以后碾成粉与小麦一起蒸成馒头,全部小麦面粉我家是吃不起的,杨白劳家还能割二斤肉,我们家只能买半斤切成丁与老疙瘩咸菜黄豆炖成“八宝菜”。说起小米碾成粉(水发米粉),家里没有石碾子,那个时候各中药店都网开一面做善事空出药碾子,让穷人家去碾米,我们巷子口有个同济堂药店,每年我们都去那儿碾米。
      同济堂后院全是药材,它们很有秩序地被存在各个药架子上,屋里也有各种叠柜,放的什么好药我们小孩也管不着,但是他们院晾晒的东西我却看到了。有个大圆簸箕上铺着一些黄表纸,上面放着一些骨头和龟甲,小店员过来给我们这些穷人(奶奶、妈妈、姑姑和邻居的孩子们)介绍这是“龙骨”,每年年终都拿出来晾一下,叫“翻个身”,上面那些文字他讲不出来,说“一拿来就有”,我什么也没听懂,只知这叫“龙骨”,是“药材”,治“××病”的,等到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甲骨文啊!!以前没有文化,中医拿着它当药材。年方六七岁的我,幼年就能见到甲骨文,不管是巧合还是天意,毕竟一个小孩与这些古老文化纠缠上了,真是不可思议。
      “龙骨”我不懂,治什么病我也管不着,那些文字在我的脑子里却慢慢地生根开花,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就是甲骨文,更不知道它就是金文的前身。孩子不懂偷,好奇的我把它们当成了“图画”临摹了下来。
      从那以后我的脑子里多了一个思考的内容:那些骨头上的画,每块骨头上字不多,几个、几十个,它们奇妙而又细腻,到老也没能从我脑子里抹去。
      天意,还是天意。我埋头研究古篆直到打倒“四人帮”,竟然无人知晓,无人揭发。现在知道我写篆的人也不多,画我送人,字可是不轻易赠友,我深知书法功夫比画要难得多。而且我写书法的目的是为了画画,直到现在不改初衷。
      
      踏进了美术门
      
      1948年,济南城解放了。那一年,我才13岁。我穿上军装,参军的地点在济南四里山,济南解放后就着手修建烈士纪念塔,我跟着司令员万春浦当“通讯员”,其实就是勤务兵。我的任务就是扫地、端饭、倒水、送信、牵马、站岗,官不大事不少。万老的任务就是从野战军留下来抓建这个烈士塔。
      两年后,由于部队减员,我又转业回到了地方。因为我会画画,被安排到当地的一所小学成了一名美术老师,而讲台之下的学生们却和我年龄不相上下。那时候我才15岁,第一堂课出场的时候就挺丢人的,我当时紧张得不得了,也没看见门槛子,上去就绊了个大跟头。那学生们哈哈笑,我说你不要看我小,咱们来两下子,我画两下去,只要你们画出来就不要笑我,你们要尊重我,我就是老师了,就上去这么画的。就画了一个圆就震着了。跟圆规画的似的。
      慢慢的,大家觉得我会有前途,后来一个同事帮我介绍了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教我画画,还鼓励我考中央美院附中。这位老师把我的画直接寄到了中央美院,中央美院工艺美术系的一位教授,很欣赏我的才华,建议我直接投考中央美院,而此时,距离考试只有短短的21天了,这可怎么办?没办法,拼命学啊。
      我去北京考中央美术学院,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我也不问是哪一个校尉营八号(北京有东城、南城等校尉营),东奔西走瞎闯,先是到南城校尉营,一问,不对,又折回去,走得我汗流浃背,筋疲力尽,总算找到了中央美术学院。一进门,一排小榆树,高高的又细又长,风刮来扫着人们的头顶。我心想到底是人家美术学院,这榆树长得挺艺术的。学院的楼梯又矮又小,上两台不够,上三台又嫌太跨,我心里仍在想,到底是人家美术学院,楼梯也别致!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这座楼原是日本军队的一家托儿所,怪不得都这么矮呢!那些门口的小榆树也是没有修整的结果,什么“到底是人家美术学院嘛”!打那以后我再也不讲那句话了。
      就是凭着我的记忆力很好,最后考得是挺顺利的,但考完以后,刚出了门眼睛就瞎了。因为天天开夜车,也不睡觉,体力支持不了了。我就到保定的姑姑家,一睡就睡了三天,就是光死睡啊。我姑姑是个转业军人,她们那儿的解放军医院帮我治疗,第六、七天就看得见了。
      接到通知书的时候,我都不相信我考上了,半夜拉开灯看看是不是真的。
      1955年秋天,18岁的我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进入中央美院后,我的绘画、设计的成绩都相当突出,因此,我被邀请给《北京日报》画插图,并开设了自己的专栏。毕业后,我被安排在中国工艺美术学院当助教。在整个青年时期,我的艺术创作可以说是一帆风顺。1960年夏,我大学毕业,由于绘画、设计成绩显著,被安排留校任教。
      
      飞来的横祸
      
      1963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三年后,我被派往安徽组建美术学院,接着到安徽轻工业研究所任职。
      那时候全国已经开始了“四清运动”。一天,我带着学生去广州布置广交会的食品馆,半夜里,我们空空的肚子开始抗议,于是有些年轻人就跑到展厅去偷糖吃,但是当学生们剥开糖纸一看,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糖,居然是木头块。事后,我把这件事当做笑谈讲给了朋友,没想到就此祸从口出,事情被反映到上级那里,成为了我攻击社会主义的罪证,从此开始了厄运。1966年,文革开始,我被内定为反革命分子,我自己知道这一次肯定在劫难逃,1967年4月7日,我得到通知,厂里有事找我。到那儿后,一群人把我推进到厂里边不到一二十米地方,把我踹得就跪在那儿,拿铁丝把我拧起来,又揍又打,后来有一个人,掏出水果刀子来,照着我的右手一插,把手筋挑断了。我这一辈子就指着这只手画画了,我连这个都没有了。现在吃饭掉筷子、掉笔、掉小勺,这是经常的事。那时候我就很绝望了,我感到这下子我一辈子画不了画了。还有一个人,他把杠子放到我的腿肚子上,然后踩上两个人,还跺我的脚背,这个脚背6根骨头踩成40多块。那时候,谁也不敢接触我,可有个姓房的年轻小伙子,他一看我那么惨,趁大家呼口号的时候,他就上去用棍子把挂在我脖子上的石膏板给捣碎了,勒得我脖子直流血的牌子碎了,我一下子就解放了。他早有准备,拿那个香烟箱子给我写了一个牌子挂在我脖子上,那个多轻啊。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
      1967年4月19日,我被公安局正式逮捕,罪名是反革命。随后,我被关押到位于淮南洞山100号的看守所里,失去人身自由。这是一次长达四年零七个月的牢狱之灾,才去的时候,我不想活了,我在进监狱以前就准备了安眠药,没想到同监的小偷检举了我,我被罚跪了一天一夜。我就从这20多个小时的罚跪中清醒了,我说我不能死。
      监狱里的环境险恶异常,我甚至还有过一次被点名枪毙的经历。有一天半夜点到我,上来两个人就拧住我的胳膊绑上了,头套上了一个麻袋,把我带到了一个山上,拿脚一踹我就跪下了,我那时候脑子一片空白。当时我在中间,在我旁边有两个人,我当时感觉到我好歹要脱离人间苦海了。我正想着,一声枪响,旁边那人的血就喷了我一身,我听到第二声枪响,然后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又把我拉回来,大冬天拿着那个水枪给我冲身上的血。
      经历了死,我就更加渴望好好地活着。我发现我的手腕还可以动,那就继续练画画吧。我在破布上画,用筷子当画笔。那破布从哪找来呢?自己那破衣服一撕就多少块,还有人家走的时候,判了刑的褂子、裤子挺多的。最后估计差不多攒了有四、五百块吧。
      看守所里什么都没有,头顶上只有几个蜘蛛。我每天看着它们织网,看着它们逮小虫子,看着它们长大,挺有趣。我进去的时候,大墙上只露出三片柳树叶,出来时小树已长成一棵大树;进去时树上拴着一头小牛,出来时,小牛生的小牛正在叫。出狱后,我觉得什么都可爱,连卖冰棍的都感到可亲。小动物喜人,小狐狸不狡猾,小老虎不咬人,虎头虎脑不虎心。
      
      第四次婚姻才找到真爱
      
      到现在,我经历了四次婚姻,很曲折,也很有回味。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一次懵懂的感觉。在当小学老师的时候,我才15岁,一个姓丁的女孩她13岁,我们彼此有好感,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可连手都不敢拉的,但是没想到让我们校长看见了,对我很不客气。后来枪毙强奸妇女的犯人,也把我叫去,教训教训我,意思告诉我不准谈恋爱,谈恋爱就这个下场,吓得我们就不敢谈恋爱。最后二十七、八岁才开始谈恋爱。
      我的初恋就像那个被咬了一口又扔掉的乍甜还酸的青苹果。被人告密、被人耻笑、被人叫去谈话、一枪毙人就让我去“教育”一下。有什么呢?充其量见面一红脸,一亮眼连句完整的话都没讲给她。五十年过去了,我又见到了她,除了熟悉的那个酒窝外,一身秀气全被沧桑淹没了。老眼昏花里藏着对我那深情专注。这“莞尔一笑”,虽然人老了点,但是多么纯多么纯多么纯啊!
      唉!来到世上这一遭,美酒没喝上,吃了点苦酒,反正是酒呗!总比没喝强!
      到了六十年代,在我进监狱后,我的第一次婚姻就正式地划了个句号。我在监狱里面一共呆了四年零七个月。1972年,我36岁的时候被无罪释放了。长期监狱生活,营养不良,我的体重只剩下72斤,但是在精神上,却没有被压倒,我依旧在不停地画画,画出来的人格化的小动物,自然活泼天真。1979年6月,我的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是文革后继著名画家黄永玉之后的第二个个人画展。正是这次画展,让我一炮打响。而在这之后,16年没有接触过异性的我,才又重新开始面对恋爱、婚姻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经别人介绍的跟我谈恋爱,她家里人非常反对,要把我韩美林杀了。最后这场恋爱就不了了之了。1979年,文工团里面一个舞蹈演员叫朱亚,朋友吕华堂帮介绍的,就是这样认识的,然后结婚了。
      1980年,我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人,在美国举办了个人画展,引起了轰动。后来我又在世界各地的20多个国家先后举办过画展。许多朋友邀请我和家人定居国外,我更愿意留在国内专心创作,但妻子则更希望去国外生活。在一次国际画展结束后,她去了法国,我却独自回了国。这样,家庭生活再起波澜,我带着7岁的小女儿,开始独自生活。
      我的第三次婚姻,也只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不得不宣告结束了。
      后来谢晋导演介绍我认识周建萍,她当时是浙江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比我小28岁,但我俩之间似乎没有“代沟”,一见如故,挺谈得来。
      2001年1月,我突然心脏病发作,要动手术。上了手术台的我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刚巧来北京看病的周建萍,等在手术室的外边。当时动那个手术是有风险的,就是醒了以后也有可能瘫痪或者是植物人。当时医生跟周建萍也是这样说的,说也可能记忆力全部失去了。
      有一天,她化装成护士,拿了一碗我们济南叫“甜沫”的给我喝,她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说甜沫,哇,她一下子高兴得甭提了。原来她是拿这个东西来试试我是不是还清醒。两个多月的时间,她都在伺候我,等白天有人替班了,她才休息一会。就这样,我们相爱了。
      因为她照顾得好,我恢复得很快。出院以后几个月,就在中国美术馆开了一个很大的艺术展。在那次展览会上我宣布了一个天大的喜讯:今天我和周建萍同志结婚了。
      现在她实际是我的秘书、我的厨师,也是我的服装师。认识周建萍以后,我开始成熟了,才懂得什么叫爱情,我们家从前都是自己买裤头、背心、药膏,没人早上给我安排好,让我按时吃药,现在我们家算是有一个吃饭的台子了,从前没有,都是自由散漫地坐在这儿吃,谁疼过咱们呢?像我这样的人得到感情以后,感到特别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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