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记电影的文学魅力_文学传记
时间：2019-05-15 03:16:4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传记电影的文学魅力。分析传记电影中虚构与事实、审美与记录的关系，并以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为文本对传记电影的审美风格进行详细解读。最后总结出优秀传记电影需要达到的几点要求。
关键词： 传记电影文学魅力《梅兰芳》
电影是综合的艺术，包含了美术的画面感，戏剧的故事性，摄影的记录性以及电影自身将上述特性融合为一的运动感。而这些美学特征，无不与文学——人类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文学改编是实现电影与文学结合的有效方式之一，“一部电影文学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是电影文学的改编史”。在文学作品的改编中，传记文学占有很大比例。传记文学即文学性较强的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融合着传记的记录性与文学的审美性。与之相应，反应人物经历的电影也可称为传记电影，传记电影以独特的美学魅力吸引着观众。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物形象的再塑造。
将人物传记搬上银幕，是一个从文字变为音画、从想象变为实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演员的表演代替了文字的陈述，美学画面的拼接代替了历史事实的堆砌。一切都围绕着“人物”这个中心、为塑造“人物”而服务。传记电影的美学特色集中在人物身上而体现出来。
二、人物故事的再创作。
传记文学是扩散式的艺术形式，可以对含金量大的素材挥浓墨，也可以对寻常的素材抒淡彩。但是电影是时间、空间高度压缩的艺术形式，将文学创作成电影，就需要对这些素材进行筛选，选取利于画面表现的情节，放弃平面的呆板的情节。如何将具有表现力的语言转换为具有说服力的画面，呈现出美的享受，是创作的重点所在，也是传记电影要达到的美学目标。
三、人物精神的再发掘。
审美是一种人生境界，人生境界的意义在于实现人的自我超越和生命的升华，从而提高人的生存质量。[1]传记电影不能单单还原人物本身、诉说故事本身，更应该有超越其上的哲理性。应该将观众在阅读传记时隐约感觉到的精神力量加以渲染，更加有力地呈现出来。这是暗含在美学之中却又超越于美学的表现。
四、审美享受的再体验
观众在读传记文学时，已经在脑海中转过一尺尺的胶片，形成了一部自己的电影，导演、演员也都在接触人物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可以说，观众在阅读时、导演在指导时，演员在表演时，都形成了自己的电影，这三部“隐藏”着的电影，与最后成形的电影在观众观看影片时，产生碰撞，或超越、或吻合、或相去甚远。但观众都在渴望和搜寻中得到了审美快感。
为了达到一定的审美的效果，传记电影的拍摄就不得不牵涉进原著与改编、虚构与事实的纠葛。对已把握的材料，必须有所舍弃有所补充，而如何舍如何补，是传记电影的成败所在，也是传记电影能否在上述方面呈现出美学魅力的关键。同时传记电影也必须考虑到主人公或其后代的情感归属。最近几年，影坛中以人物传记为内容的影片不算多，在2008年12月上映的传记电影《梅兰芳》，算是在业界与观众中获得诸多好评的一部传记电影。下面就以由陈凯歌导演，黎明、章子怡、陈红主演的电影《梅兰芳》为文本进行评述。
在影片《梅兰芳》中，主人公是戏曲表演艺术家。这是传记电影中颇具难度的一类。导演除了需要还原艺术家个人之外，还需对戏曲这一艺术形式的表现有很好的把握。不仅要从微观上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更要从宏观上体现艺术的关照。
对梅兰芳的塑造基本上是成功的。在梅兰芳的戏里，他扮演的不单是一个“人”，他呈现出的也不单是一出“戏”，戏和戏中人在梅兰芳的心绪里，幻化为一片风景，只有他看得到的风景，他独自游走在这风景里，又似一幅画。这幅画摊开在我们面前，让人欣喜不已，却又不敢太过声张。戏曲，乃至一切艺术的意蕴，往往就在于此。
看《梅兰芳》，透过黎明的眼神，似乎触摸到他骨子里的那股孤独。跟随他经历人生的起起落落，似乎体会到他的无可奈何。孤独是自由的最高境界，梅兰芳是孤独的，邱如白算是他的知己，却对他知之甚少；孟小东曾走近他的内心，又不得不离他而去。他爱戏，却未曾想会被戏所累，被戏牵绊着不能“随心所欲”。为戏终其一生，不是为了名与利，只是追随着内心纯真的强烈的对美好的向往；人生在世别无它，只求真真切切足以。邱如白劝孟小东离开梅兰芳时曾说，“他的所有、一切，都是从这份孤单里头出来的，谁要是毁了他的孤单，就是毁了梅兰芳”。一语道破利害。孟小东怎会不懂呢，她也是如此爱戏，如此爱着梅兰芳，只是爱情一旦生成，就会控制人的理智，支配人的行动。痴情如她，也聪明如她，挣扎过后，理智战胜了情感，她还是离开了梅兰芳。
经过艺术处理后的素材恰到好处地糅合了人性与艺术，尽管历史事实是，孟小冬与梅兰芳相遇相恋，结婚四年后二人因一场血案和一段隐情不得不分开，孟小冬经此打击，一度出家为尼。后来，振作起来的孟小冬拜余叔岩为师，在余府学戏达五年之久，是余门中学艺时间最长，得真传最多的余派传人。[2]如果将史料不加雕琢地搬上银幕，无疑会削弱影片的美学魅力。纯粹深刻的爱情从来都是艰难的。爱而不得其爱，让人惋惜，但惋惜本身也是一种惋惜。她们的相遇相知本是一场戏：若只如初见，是檐下惊鸿一瞥，冥冥中走入对方生命；是灯前互诉衷肠，慰籍彼此最真切的伤痛；是台上琴瑟相和，举手投足传递浓浓爱意。倘若出了戏，不过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说不尽的琐碎。若曲终人散，苦痛自不必说，已然美好消失殆尽，又凭添些许悔恨。
单从电影中看，从美学的角度分析邱如白这个角色，他首先是爱戏、爱“梅”之人，其次是商人。双重身份决定了他思想、行为的矛盾。出于真心，为梅着想，为戏忧心，但经过商人的大脑的思考，就演变成了愚蠢、背叛、伤害。好的动机，总是被现实歪曲成糟糕的结果。面对战争，复杂的形式之下，不能简单地将个人行为归结为对与错，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人人都是身不由己，少有明确立场的清醒之人，但清醒之人也难以遂心行事，无人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邱如白似乎比梅兰芳自由，他爱戏，却只是止于赏，终究是台下的人，未深陷于此，他“爱”梅兰芳，也没有深入骨髓，距离保持得很微妙。在某种程度上，两个人造就了彼此，无法分离，但他们都是自由的。但邱如白比梅兰芳痛苦，现实很容易就将他的信仰击碎，让他无所适从，浑浑噩噩蹉跎余生。
看过电影的观众都知道，邱如白这个角色是以齐如山为原形而创作的。对影片中的情节，齐如山的后人颇有微辞，认为影片对齐如山的诬蔑丑化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这涉及到历史考证与道德批判，由于所读资料有限并且都是二手，故在此不做评判。但是邱如白作为突显梅兰芳个人魅力的角色，在电影的美学魅力的发挥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体上可以说，传记是某一个人物的生平的记录；从其文类考察，传记同历史学和文学都有相通之处，但又各有原则的区别；从其属性考察，传记是一种文化形态的体现；从其发生考察，传记是对一个人的纪念。从这些方面人手，可以获知传记的本质。”[3]那怎样才能拍出好的传记电影，使其即能如实记录记录，同时又体现出文化形态呢。
首先要把握住人物神韵。这就需要对发生在人物身上的事件进行提炼和加工。塑造全方位、多角度，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往往要借助。烘托与对比。在影片中，配角也都个个性格鲜明、品质突出，起到了烘托的美学效果。十三爷爷就很出彩，如果说梅兰芳生活在近代，他的思想、行为已与现代接轨，那么十三爷爷就是那个古老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戏曲表演者，为了戏曲而献出毕生心血并无怨无悔。他们身份卑微、地位低下，但对艺术的崇高追求，又使其内心无比高贵。佐藤少校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倘若没有战争，他会和梅兰芳成为莫逆之交，也许会成为第二个邱如白，也许会在戏曲传入日本的历史中留下辉煌的一笔。战争赋予他国家使命，夹缝中他按自己善良的意愿行事，无法预知结果是好是坏，有太多的异己力量在操控这个错乱颠倒的时代。他意在保护梅兰芳，保护戏曲艺术，但在其位，他又不可避免地沦为文化侵略的工具。太多的事情他想不明白，他无力挽回，于是他自杀。面对自己造成的“恶果”，他只能自杀，不是因为辜负了祖国期望而有愧，是为了戏，为了向戏、向梅兰芳证明自己的清白。
其次，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可适当虚构。这种虚构，必须以美学为前提。在电影中，梅兰芳在面对文化侵略时表现出的民族气节，是历史上所有守护艺术、坚持理想的艺术家的概括。是影片中矛盾集中、节奏加快，揪人心弦的一部分。时代骤然巨变，人物思想、行为也相应发生了极大转变，在影片中呈现出性格的丰富与多彩。就是在这样的大变革中，才更能区分人的本质，更能看清人的内心真实，源于此，我们才更一步了解了梅兰芳的心绪。尽管不能确定这一时代背景下设置的小情节的真实性，但不可否认，它提升了人物的美学表现力。
再次，好的传记电影应该具备这样的眼光，它可以从历史事实中挖掘出更具美学含义、更具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精神内涵。艺术走出神圣的殿堂，融入社会，就或多或少，要屈从于现实，向世俗妥协。戏曲的发展牵涉太多。作为艺术形式，其表现优劣，作为创作主体，其地位高低，作为内容其反映现实世界的深浅，作为接受主体其座儿的褒贬，要想全部纳入影片，又配以恰到好处的结构，表现不露痕迹，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陈凯歌处理得很好。他似乎长于此类影片，《霸王别姬》成功地深入程蝶衣的内心，将程在戏与人生中挣扎的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梅兰芳》又呈现了梅兰芳及其生命中每个重要人物的心路历程，演奏出孤独和自由的共鸣。陈凯歌不只限于勾勒艺术家的人生历程，他总能抓住闪光点，并加以强化、扩大、生发，并在时代背景渲染下完成最后的历练。
我们隔着数十年的时光迷雾揣摩先人的心思，又怎能轻易就推开那扇紧锁的门呢？这一切，不过是我们循着自己的意想象出来的。但也许就是因为这份不确定，因为这无限的解读可能性和意义生成性，传记和传记类电影，才会如此吸引人心，体现出独特的美学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