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天使”】 我们不是天使 简白
时间：2019-05-14 03:17:5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位重要的女性作家，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有别于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家庭天使”，大多是一些自食其力、独立自主的女性，她们在父权社会发出叛逆抗争的声音。但由于女作家的尴尬地位和小资产阶级立场的局限性，作者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充满了矛盾意识，寄希望于女权主义和男权制度的夹缝中寻求一丝平衡。
关键词：盖斯凯尔夫人，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天使，女性形象
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被认为是女性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女性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便是其中重要的一员。或许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国内的评论者们重点聚焦其小说所反映的工业题材、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其实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还十分关注当时女性的生存境遇，她笔下的女性有别于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家庭天使”形象，大多是一些自食其力的独立女性。“家庭天使”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主流文化，对各阶层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女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家庭都按照“天使”的完美形象来要求自己的妻女，要求女性在品德上忠贞，在外表上优雅，在行动上顺从，这是父权社会的道德机制强加给女性的一套价值观念。盖斯凯尔从小受父权制度的耳濡目染，再加上女性作家当时的尴尬地位使得她所塑造的女性人物欲独立又难独立。这种矛盾在她的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下文将以她的三部代表作品为例，逐一剖析不是“天使”的女性形象。
一、盖斯凯尔夫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1.“堕落”女性——《露丝》中的露丝 《露丝》于1853年出版后在评论家和读者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是维多利亚时期第一部以“堕落”女性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女主人公露丝出身贫寒，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缝工，被富家子弟贝林哈姆诱奸后生下一个孩子。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观把女性的贞洁视作衡量道德与否的绝对标准，男人放荡不羁可以得到宽恕，而女人一旦失节，哪怕是无辜的受害者，也将被视为堕落而遭整个社会的唾弃。
盖斯凯尔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在教堂里我发现，前两个男人觉得《露丝》糟糕透了，将它付之一炬；第三个男人禁止妻子阅读此书，而他们就坐在我们边上，你无法想象面对他们的目光我有多不安。但如果他们能读下去，就会觉得大不一样。”在作家看来，露丝虽不慎被诱失足，但瑕不掩瑜，她的本质仍然是纯洁善良，值得尊敬的。当人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露丝最好的归宿便是和贝林哈姆结婚时，露丝却认为他人品低劣不配当孩子的父亲而拒绝了他，选择独自抚养孩子。作家对露丝，不仅只有同情和怜悯，更希望她独立坚强，重新被世人包容接纳，重获尊敬。如此安排故事情节，我们不得不佩服盖斯凯尔的匠心独具和良苦用心。露丝的“堕落”作为一剂催化剂，使周围的人们对道德有了新的认识。露丝的善良和谦卑不仅让人们打消了最初对她的猜疑，也很快使他们意识到“无论露丝从前怎样，现在的她就是个值得尊敬的好人”。
盖斯凯尔在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露丝的同情和怜爱，她一再强调露丝的纯洁无辜，善良可爱，并努力使她恢复在人们心中原有的地位。她主张失足女子也可以过上有意义的新生活，私生子也应享有平等的生存权。盖斯凯尔作为“英国第一个善说出保姆、管家婆、女仆的心情的人”，作家的良知激励着她要为下层阶级代言，倾吐出那些穷苦百姓所遭遇的无处言说的种种痛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虚伪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与此同时，批判也并不是毫无顾忌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了她不敢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盖斯凯尔的确因为过于同情露丝，过于褒奖她的美德而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因此，在维多利亚中期的小说中，露丝的死，至少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是无可避免的，这也是对正教的缴械投降。尽管露丝之死在小说公开发表前曾遭遇夏洛蒂·勃朗特的强烈反对，她在给盖斯凯尔的信中写道：“听到我的抗议了吗？为什么要她死？为什么要我们掩卷哭泣？你必须忠于自己的灵魂，如果那是你真实的想法，旁人无权说三道四。但因为这件事，我认为你是个无情的女祭司。”尽管故事结局体现了盖斯凯尔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但露丝的悲剧唤起了人们“对这一话题的谈论并思考，要求人们不能再采取鸵鸟政策，而要直面罪恶的存在”。盖斯凯尔试图通过此作品，唤起大众对贫苦失足女性的同情与关爱，从而达到提升社会善意，重建社会伦理道德的目的。
2.独立女性——《南方与北方》中的玛格丽特 《南方与北方》中的玛格丽特是位传统的南方淑女，来自尚处于农业阶段、诗意田园般的南方小镇赫尔斯通。随牧师父亲来到米尔顿后，对这个粗犷嘈杂的北方工业城市心生反感。米尔顿乌烟瘴气的气候和环境让她忧心忡忡，工厂主对工人们残酷的剥削让她愤愤不平，对讲究实际、精明能干的北方工厂主约翰·桑顿更是误会重重。于是她开始接触工人，在与工人交往的过程中，玛格丽特目睹了他们悲惨的生活境遇，尽管同情他们，却无力去改变这不公平的社会现状。她还直接参与工人运动和劳资纠纷，在工人问题上多次与约翰争论，希望能通过平等博爱的言辞去感化他，她与约翰的关系就是通过不休的争论而逐渐从误解走向了解直至互相爱慕。而玛格丽特在一次工人暴动中挺身而出，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约翰的举动不仅让当地的舆论觉得她爱上了约翰，连约翰自己也想当然地前来求婚。出人意料的是，玛格丽特不仅不领约翰的情，反而觉得这是在侮辱她救人的动机。她认为自己的施救行为纯粹是出于本能和道德良知，无关爱情。
在这部小说里，盖斯凯尔颠倒了维多利亚时期传统的性别观，让柔弱的女性来保护坚强的男性，并且在社会危机中扮演调和者的角色。就此而言，她是英国小说史上体现女子行动能力当之无愧的先驱。盖斯凯尔提倡以一种“社会母性”的力量去代替传统的父权观念，通过传递女性独特的同情、关爱和理解的力量，作为调和阶级矛盾、改变世界的动力。
与其他维多利亚小说及其相似的是，《南方与北方》也不可避免地以宣告玛格丽特和约翰缔结良缘而结尾。玛格丽特代表的是南方文化，重视情义和人性，象征着柔和的女性文化；而约翰代表的是北方文化，重视实力和竞争，象征着阳刚的男性文化。南方淑女与北方绅士的圆满结合，承载着作家的美好愿望：男女两性互相尊重、平等互补方能缔造一个和谐统一的人类社会。
但与众多维多利亚小说里的女主人公截然不同的是，玛格丽特并不认为她必须从婚姻中寻求满足。她坚持“自己的人生由自己掌握，她仍将从事她感兴趣的社会工作”。作为盖斯凯尔笔下理想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颠覆了父权社会里女性甘当“家庭天使”的传统角色，大胆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被认为是女性走出狭窄的家庭领域，走向社会公共领域，施展女性才华的开始。
3.叛逆女性——《妻子和女儿》中的莫莉 《妻子和女儿》是盖斯凯尔夫人的最后一部小说，是作家创作技巧达到巅峰时的作品，代表了她的最高艺术成就。小说的标题极富象征寓意，女性从父亲的女儿成为丈夫的妻子，从依赖父亲到顺从丈夫，角色虽然变了，但女性作为“家庭天使”的从属地位未曾改变。这部多少带有盖斯凯尔自身影子的作品为她提供了挑战女性传统身份的良机。
女主人公莫莉三岁丧母，母爱的缺失使她从小就得学会独立思考和判断，于是逐渐形成了自己特立独行的女性意识。父亲吉布森先生是位兢兢业业、受人尊敬的小镇医生。父亲虽然也为莫莉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但她并不赞成女儿有过多的学识。继母吉布森太太是一位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家庭天使”，她毕生追求的目标就是嫁个好丈夫，但天使的外表掩饰不住内心的自私浅薄。在她的影响下，女儿辛西娅延续了她势力庸俗的性格，完全丧失了女性该有的自我意识。在辛西娅看来，结婚无非是用青春美貌做交易，嫁给地位和金钱而已。
盖斯凯尔通过这妻子与女儿这两个负面的形象揭示了仅凭美貌获取的爱情毕竟是短暂的，女性只有在人品学识、气度魄力上不断充实自己，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获得真正的幸福。莫莉这一真诚坦率、离经叛道的女性形象正是在作家的殷切期待中应运而生。尽管要面对继母与姐姐的狭隘自私，但幸运的是，在莫莉的成长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有胆有识、聪明独立的女性帮助她、指引她。在她们的影响下，莫莉逐渐形成了强烈的自主意识，最后终于向传统的“天使”形象发起挑战，发出自己大胆而真实的叛逆之声：
我敢说这看上去有点儿蠢，也许我们在人世间的一切磨难回头再看都是愚蠢的，眼下在天使们看来就是荒唐可笑的。但我们是我们，现在是现在，你知道的。现在不是将来某个时候，也不是很久以后。我们不是天使，我们做任何事都要看到结果才能放心。
莫莉的叛逆之声其实道出了作家潜藏已久的心声。作为牧师的妻子和四个女儿的母亲，盖斯凯尔本人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相夫教女的“家庭天使”。对她而言，操持家务是每一个为人妻女的女性的职责。不仅因为传统如此，她自己也深有体会。她曾经对一位怀有写作抱负的年轻母亲如是说：“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我能写作。因为创作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这样我就无暇顾及孩子了。”她甚至建议这位年轻的女士首先照顾好孩子和丈夫，等到若干年后“你的写作能力优于现在十倍时再动手不迟，因为那时你已获得了更多为人妻母的阅历了”。但同时她又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家庭天使”，她清晰地意识到女性在家庭职责和自由创作间的冲突。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男人想要从事写作，那么对他而言只是换了个职业而已……而女人想要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就由不得她了，她也丢不掉非她莫属的家务活啊，女人的天赋都用在这上面了。”盖斯凯尔充分意识到“家庭天使”的传统角色对女性才华的束缚，她在努力寻求适合女性也更充满人性的新身份，叛逆的莫莉便是她在探索途中一个大胆的尝试。
二、盖斯凯尔夫人在塑造女性形象时的矛盾意识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发展史上迅猛上升并且充满矛盾的时代：经济腾飞催生社会纷乱，民主意识激化阶级矛盾，科学发现质疑宗教信仰，女性主义挑战男权制度。但根本上仍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宰、女性处于第二性的父权制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模式通过宗教、法律、社会习俗、道德标准等社会机制束缚着女性的思想和行动。作为这个时期的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盖斯凯尔的创作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新旧并存的社会现状的影响。她观照的视野不再局限于狭小的起居室、舞会、茶会和花园，而是扩展至整个社会变革的激流之中，以她细腻敏锐的女性视角观察着这个纷繁复杂的转型社会，创作思想进行着活跃而又痛苦的求索和矛盾重重的煎熬。一方面，她相信女性的智慧和能力，欣赏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另一方面，从小丧母，在父兄庇护下长大的她在潜意识里还会依赖于男性，处处维护男性的地位，赞成女性相夫教子，甘当“家庭天使”。作家这一进退维谷的矛盾意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当时女性作家所处的尴尬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再加上作者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使她在创作过程中摇摆不定、备受煎熬。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女性的使命就是从一个男人的女儿变成另一个男人的妻子，理想的女性形象应该是温婉顺从的“家庭天使”，服从丈夫、献身家庭、不露锋芒。但随着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1840—1925）轰轰烈烈的展开，争取男女平等和女性政治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一名关注女性问题的作家，盖斯凯尔理所当然地对这样的运动产生了兴趣并受其影响，因此她创作了一些不是“天使”的女性形象与父权制度进行抗争。她通常赋予笔下的女主人公独立自主的力量，鼓励她们自己选择道路，自己改变处境，做自己的主人。但由于盖斯凯尔本人并不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也意识到性别的两极分化有可能导致的危险，所以寄希望于在女权主义和男权制度的夹缝中寻求一丝平衡。
综上所述，盖斯凯尔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是对维多利亚时期“家庭天使”的挑战。盖斯凯尔对当时新旧交替的社会现状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思索，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性道德的沦丧让她悲哀，经济实力的突进和现实社会的混乱使她疑虑，女权主义的崛起和男权制度的顽固使她迷茫。她徘徊在新旧两个世界的边缘，既无法与过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彻底决裂，也不能完全融入新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关系中，只有通过她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不是“天使”的女性形象来表达内心真实的抗争之音。
参考文献：
[1] Chappel, J. A.V. and Pollard, Arthur, ed. The Letters of Mrs Gaskell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6.
[2] Flint, Kate. Elizabeth Gaskell [M]. Plymouth： Northcote House Published Ltd.,1995.
[3] 梁遇春著，高恒文选编.醉中梦话[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4] 刘炳善.英国文学简史[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5] 陈礼珍. 社会空间分界的性别政治——《北方和南方》性别力量背后的意识形态陷阱[J]. 外国文学研究，2011 ,（０６）．
[6] Wright, Terence. Elizabeth Gaskell ： We Are Not Angels [M].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7] Matus, Jill 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lizabeth Gaskell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Schor, Hilary M. Scheherezade in the Marketplace： Elizabeth Gaskell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欧阳美和，周香花. 维多利亚文化语境中矛盾意识的突显——评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J]. 外国文学研究，2006, (02）.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