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改革亟需什么]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

时间：2019-04-29 03:19:57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伟大的政治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够发现议题、设计议题，并执行议题。什么是最重要的议题？邓小平曾?给出的答案是“发展”。　　　　1992年，88岁的邓小平一路走过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城市。这次旅行过程中，他数次的讲话被总结为“南方谈话”，此后他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和讲话。尽管后人无数次地总结、解读，乃至于研究他这次不同寻常的旅行，可邓自己从来没有给出“南巡”的真实?因。但毫无疑问，他清楚此行的结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中国改革再也不会回头了”。
　　国人总结历史，习惯于用政治领袖的名字冠名某个时代。权威的政治领袖影响和塑造这个世界，表现在多个方面。对中国而言，最为直接的表现则是语言。毛泽东时代，形成了毛语体这套话语，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阅读写作和思考。邓的时代，虽然没有一起学习邓小平著作这种运动，但改革、开放、发展，黑猫白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这些语言也深深嵌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在他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取代他的这种影响力。
　　史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将第三章命名为《世间已无张居正》，明白无误地指出，在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之后，整个明王朝失去了重心，成了没有方向，仅仅为了维持稳定而稳定的官僚政治体。在耗尽张居正十年改革的积累之后，大明王朝?历了最后一抹辉煌，终于谢幕。作为改革家的邓小平，则完全没有张居正这种落寞。在他之后的中国，非但没有失去方向，而且二十年间超英赶日，成为世界第二大?济体。
　　历史环境、人物本质的不同，决定了张居正改革和邓小平改革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改革家，为什么张居正会有最后的政治失败？黄仁宇认为张居正从隆庆元年到万历十年，秉政十七年，但是基本的工作是督导官僚体制高效运作，增强政府财力和军力而已，并没有实行真正的社会变革，即从传统政治走向现代政治，实现“数目字管理”。而邓小平则非常清楚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中国需要走向哪个方向。少年?历过国权沦丧，并且有着求知于世界?历的邓小平，与中国古代到现代的政治家一样，都以富国强兵为己任，但是他无疑更清楚实现国家富强的真正路径，他清楚改革的核心就在于把中国带上这条道路。
　　
　　什么是最重要的议题，邓的回答是“发展”
　　
　　丁学良教授曾?总结，改革最大的成就是把中国带到了世界发展的主流道路，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讲就是中国绝不走回头路。简单归纳，就是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一旦走上了这条路，改革实际上已不仅意味着要修正过去，而且改革自身就有着某种秩序规则，有着政治周期的自我?环。
　　改革毫无疑问是一种政治活动，邓小平称改革是一次革命，就是想突出改革的政治性。但相对于革命这种非常状态，改革是一种常态政治。一般而言，常态政治活动分为这样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找到议题。在现代政治中，找到议题就是从民众之中征询议题，这需要鼓动和号召；第二个层次，设定议题程序，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具体的目标，做什么样的修正，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第三个层次，实现议题，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技术工作，我们一般所谓的技术官僚最为擅长的就是此项活动。
　　对政治家而言，这三个层次的政治活动都能掌控，他能在民众中发现政治议题，能发动民众的热情，能讨价还价，达成方案，并且能督导官僚系统最终将方案实现。这种能力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
　　以此考察1978年之后的中国改革进程，可将改革划分为这样3个阶段：1978～1992年，1992～2002年，2002年至今。第一阶段是议题确立阶段。这个阶段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寻找议题，就某一议题寻找到支持者。这必然需要号召和发动民众的力量。毛泽东曾?很生动地说要不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天生不是程序的爱好者，他更喜欢大众政治那种热潮，以及自己作为政治议题的号召者那种权威的感觉。这一点邓小平则完全不一样，作为“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他十分清楚在议题的形成过程中程序的重要性。他不喜欢意识形态，并非是他厌恶价值观念本身，而是因为他深知道德判断对秩序的强大质疑力、破坏力。他更强调议题本身的利益相关性。这就使得他更喜欢在一定范围内不断深入讨论，不管是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是家庭联产承包以及蛇口改革试点，都是一定范围内的议题寻找。应该说，利用这个办法，邓小平避免了运动政治的危害，同时也确实使得很多议题成为热门话题。很多人都记得，那时候一本新杂志、一部小说、一部电视剧所带来的热潮，让多少人热情澎湃。这种新奇热切显示了民众对于政治议题的迫切需要。而邓小平又运用娴熟的政治技巧，将这些都限定在某个新刊的发行、某本新书的出版等范围内。
　　随着议题讨论的不断深化和激烈，事实上争论已?不能阻挡，简单的“不争论”其实无法避免争论的展开。1987年之后，中国各界急切的改革心理，一方面凸显了改革共识的形成，议题的发酵；另一方面则说明议题的寻找与凝聚阶段已结束了，人们更多的是要争取展开那些牵扯众多利益的相关议题。有人认为1988～1992年是改革较为停滞的4年，但事实上很多改革措施都是这4年出台的，比如1989年《村民自治法》的颁布，1990年上海、深圳股票市场的建立，浦东特区政策的推出，都是重大措施。但邓小平自己也认为这几年仅仅是调整，没有什么发展。他绝非指政策措施上的停滞，而是指改革这项政治活动的停滞。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停滞。他避免了在政治中心北京的政治博弈，而是选择了南方，选择了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开启这项政治活动。他无疑又一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庙堂之高的地方本属于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问题，在改革实践的最前沿立刻成了具体的实践问题。什么是最重要的议题，邓小平给出清楚的回答——“发展”。什么是最好的政治议程设计标准？邓小平的回答是“三个有利于”。这无疑释放了巨大的政治能量，?本梗阻的改革再次启动起来。
　　邓小平在珠海和中山出人意料地走进工厂，但此后他再也没有公开亮相，再也没有和民众有直接的接触。实际上改革第二阶段的开启，也意味第一阶段的结束。议题的明确化，议程的展开，都使得民众作为一种政治群体?出了改革政治活动。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已?被中国人搁置了几十年的专家治国的口号再度响起，技术官僚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崛起。官方主导的议题先后排定，具体的议程设计必然更多地侧重于如何能更好更快地实施，这就与具体的行政技术能力相关。
　　1992～2002年，可以发现相继颂布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以及所谓既定规划。但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重大改革说来就来，许多期盼已久的改革却迟迟未来。比如教育改革、推动证券市场、住房货币化改革，这些本属于非常难推动的改革，政府却非常积极地推动。而金融改革、户籍制度等改革不断被放入议程，又不断被推后。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主要?因就在于官方利益的平衡和博弈。只要官方达成一致，一个议题进入议程并迅速实践就非常容易，哪怕这个议题在外界看来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比如中国银行业的坏账剥离处理，外界都认为牵涉重大，会有很多问题，但官方还是出乎意料地推动了国有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而且国有银行一举成为当前中国最赚钱的企业。与1978年到1992年的各种思想百花齐放不同，这10年中国思想界的自由程度在加大，但再也没有那种可以掀起巨大浪潮的思想论战了。官民统一的口号则是民族的伟大复兴，事实上可简单归结为国家强大四个字。具体的政治设计，从依法治国，到后来的“三个代表”的提出，都非常清楚地显示着中国政治要怎么运转，吸纳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实现何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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