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培厚其人其事] 其人其事
时间：2019-04-03 03:11:1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喻培厚（1909～1991）[1]，今人大多知道她是民国时期成都少有的女律师，是著名学者周太玄的夫人，但对她在参政议政方面的历史事迹却不甚了解。殊不知，喻培厚除了是中华民国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委员外，还长期担任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四川省参议会参议员。另外，她与周太玄的爱情也成为传颂一时的佳话。
一、女律师喻培厚
喻培厚，四川射洪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喻培伦之堂妹。她19岁时因叔叔强迫结婚，逃婚到上海考入护士学校，毕业后，受新思想影响，继续在复旦大学法律系学习；此前曾在川军第29军田颂尧部办的政治训练班学习过。抗战时期，复旦大学停课南迁，她回到成都，在四川大学法律系借读了两个学期，29岁时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律师了。
1942年，喻培厚与郑庆章律师合作在仁厚街李铁夫公馆开设律师事务所，成为彼时轰动成都的一新鲜事。雷伯修后来在《成都的两个女律师》一文中对此事回忆道：
40年代初期，成都有两个女青年，挂出了律师招牌，在成都及其附近县份，执行律师业务。她们就是当时人们称道的喻培厚律师和熊德辉律师。在那个时候，成都风气还很闭塞，这两个女青年敢于同旧的传统世俗挑战，出来搞律师业务，真不简单。
当时成都的一起经济纠纷案曾引起舆情极大关注。宝成银楼与天水银楼因为8000两黄金导致纠纷，天水银楼聘请了著名的女律师史良，宝成银楼则请了锋芒初露的法律系毕业生喻培厚。许多人都以为喻培厚怎么敌得过名气大的史良呢？不料，在经过详细的调查和缜密的分析之后，喻培厚与史良一起促进了案件的调解。事后喻培厚将这起酬劳的一部分捐给了慈惠堂。
1942年，喻培厚又打了一起轰动蓉城的官司。成都大军阀王学姜的老婆虐待儿媳妇的陪房妈妈，致使该老妇腿被打断。无人敢接这样的案子。然而喻培厚却毫不畏惧，即使王学姜使用子弹手枪威胁，也不为所动，最后案件胜诉，引起蓉城人民的一片赞叹。1943年，喻培厚接受了金陵大学特约教授的聘书，讲授法制史。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喻培厚又重新回到法律事业中。此时的她致力于普法工作。1985年7月，她受到彭真委员长的接见，就普法建设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
二、女权运动者喻培厚
喻培厚一直致力于妇女的自立自强运动。她的这种强烈的自立自主情结和她的家庭是分不开的。《周太玄传》里有这样一段叙述：
她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兼工商业的家庭。曾祖父是做“盐脚子”（挑担卖盐）发迹的。祖父中过举人，父亲是秀才。他们虽然靠经商生活，一家五代，共五六十口人住在一所大房子里，为了财产明争暗斗，甚至刀枪相见。分家分了几十年还分不均，这种恶斗只好继续下去。在这个家里，女儿被看做赔钱货；陪奁办好了怕折财，办差了怕丢面子，把老姑娘养在家里当劳动力。喻培厚的十一个姑妈，七个死于非命，三个被溺婴，有的被虐待自杀。这个挂着“积善之家”匾额的封建家庭不折不扣是一个“罪恶之家”。培厚的弟弟患病，她父母让所有的女儿去教堂跪成一排，求上帝让她们一起为弟弟替死。
喻培厚由于偶然的机会随着传教士跑到上海投奔到堂兄喻培棣，先当了半年护士，后来考上复旦大学法律系。从她进大学的第一天起，她就把争取妇女解放当做自己的目标。[2]
喻培厚从业之后，规定凡是男人的刑事案件概不受理，为妇女权益打官司不收分文，办理经济纠纷案收十分之一。此外，她还和别人一起创办了《战时妇女》，由王汝琪（曾任史良的秘书）任社长，她作总编辑。但是她却不赞成搞什么妇女协会，认为这样是无意义的，倒不如办刊物更为实在。当时的喻培厚是“办不完的案，结不完的仇，写不完的文章，发不完的稿”。周太玄去看望她的时候，经常是等待很久都不见伊人归来。[3]
1940年7月6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端木露西的《蔚蓝中一点黯淡》一文。文章鼓吹“在现代的社会制度组织下，……十分之九的妇女还是要在家庭里做主妇，做母亲的”，因此，“在小我的家庭中，安于治理一个小家庭”，是“一个女子为了她自身的幸福”最好的选择。[4]喻培厚在《〈蔚蓝中一点黯淡〉之商榷》中则提出不同意见。对于女性的教育，她认为：
本来人类有两个很大的责任，一是生命的延续，二是生命的保护。生命的延续大是妇女负的责任比男子多，如怀孕与哺乳等。生命的保护，也是必然的男子所负的责任比女子多。因为男子的权力较女子强，从事捍卫与争斗的行为，自然较女子优越些。……可这并不是说一个女子只要生养了子女，一个男子只要能捍卫争斗的去当兵，就一切都够了。……教育原理上，只有各人个性之不同，而学习之科目各异，绝无女性与男性的区分。……所以我们觉得男女在教育上只有个性的区别，不应以性别来区分，和以性别来歧视。[5]
新中国成立后，喻培厚不满足于只是周太玄夫人的身份，而执意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于是去了“华北革大”学习马列主义，学成后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此后长期从事马列主义的研究和法学研究。
三、四川省参议员喻培厚
自1939年四川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起，喻培厚一直是省临参会、省参议会参议员。喻培厚在作为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期间，致力于民意机关的建立。其作为四川省临参会第一届县政考察团第十四小组的考察员，在考察彰化、江油、昭化、广元、苍溪、剑阁、阆中等县之后写下了翔实的调查报告，并饱含爱国爱民热情，把一路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其所描写的当时第十四行政区的民风民俗、政治社会、交通教育等都成为今天研究该地区民国史的重要材料。
作为一介女子，喻培厚不顾舟车劳顿，旅途艰难，在由广元乘船去往苍溪的考察途中，坐着装炭的简陋木船，尽管遭受皮肤病的折磨，却一直保持着坚强的毅力。其在考察日记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所乘之舟系炭船，炭上铺以木板，有锅灶及破衣物置其侧，只得将被盖行李置于板上，而坐其上，真龌龊难堪。开出广元只二十里即已天暮，舟停，岸上无旅社，不得已只好宿于舟中，铺于地板上。板上灰积厚，卧下即觉臭气难闻。舱外舟子横竖偃卧，汗气阵阵吹入舱中。舟仅半篷。河风吹来似冷，盖上被盖又热。其苦况真非一般高等华人所能想象。我以一素觉颇能吃苦之乡姑娘，也觉难以消受，终夜几均不能安寝，尤其患肺病甚深之老板娘愈向我靠近，我愈怕与接近而受传染。[6] 在历经一个半月的颠簸之后，喻培厚在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次县政考察团第十四组报告书中这样总结道：
吾川为抗战建国之复兴根据地，战时后方经济之渊源，及兵员补充之所赖，关系之重无与伦比。但此次视察见闻所及，则不但天灾人祸疮痍未复，而且政出多门法令纷繁，执行机关疲于应付，致使行政效率不能增进。一地设施多存形式，而民间负担则是日益加重矣。连年壮丁调出过多，土地生产力因之减损不少，而一般囤积奸商及作奸犯科不畏法者率多。假借权威或有所凭倚之流致使督察揭发皆非易事。于是在此较贫瘠之区域民食问题乃更严重。凡此皆系此次视察所得，觉其实甚严重亟待改善。[7]
喻培厚任参议员期间提出了很多切中时弊的提案。四川省档案馆所藏的“历史资料”综合类卷宗里，记载了在民国28年（1939年）召开的四川省临时参议会上喻培厚的提案：“厉行考试制度以选拔人才”，“请政府任用合格妇女办理各级女子学校以提高女子教育效率案”[8]。
1945年，喻培厚离开律师事务所，寓居于祠堂街。1947年，她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委员，一起当选的四川籍监察委员还有陈翰珍、吕超、冷曝东、曾道四人。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张澜很是看中喻培厚的才干，表扬她：“你是个很不错的女政治家呢！”喻培厚却不无风趣地自嘲：“表老，我这个政治家应当去掉‘家’字上的宝盖。政治豕呢。”[9]喻培厚的政治诉求更多的在于提高妇女与百姓的权益，而不是追求自己的政治声名。在喻培厚与周太玄在香港小住时，曾说自己想开一家食品公司，名字就叫“官僚糟蛋”，谐音四川的传统小吃“醪糟蛋”，可见其诙谐。[10]
四、周太玄的夫人喻培厚
喻培厚与周太玄的爱情也是一时佳话。周太玄（1895.1.20～1968.7.23）四川新都人，“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法国留学期间创办《旅欧周刊》、“巴黎通讯社”等进步刊物与社团。1932年，他被四川大学聘为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和诗人。
1936年周太玄再度赴欧，途经上海。在复旦大学停留之时，他遇到了尚是学生的喻培厚。乡音近，乡情浓，二人很快成为挚友。此时的周太玄正处于丧偶之痛中，喻培厚的活泼大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他们亦师亦友地交往了数年，直到1951年5月5日，这段马拉松式的爱情才最终进入婚姻的殿堂。
作为周太玄的挚友，左舜生曾这样提醒他：“你那个女友容光照人，遗憾的是，她是个奇怪的女权运动者，她恨不得怀孕也由男人的肚子来承担。太玄，你为什么要和这样的女人相爱？”[11]对于这些质疑，周太玄从来都是一笑置之。在等待与期望中，周太玄为喻培厚作了很多诗句，以寄相思之苦，其中有云：
君故重高节，言不望姻亲。
一生长守爱，如我守鸳盟。[12]
作为一个时代的女性先锋人物，喻培厚为四川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也为闭塞中的成都法律事业开了风气之先。在抗战中，她不畏艰险，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参政议政的努力中，纠正时弊，痛心于百姓的苦难，试图以一己绵薄之力，为抗战大业作出贡献。喻培厚身为律师、女权运动者、参议员，一直都在为国家、民族、社会之文明进步作努力。其与周太玄的爱情故事，更为二人卓越的事业成就添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
注释：
[1]此处根据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1—4－20（1）《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姓名籍贯年龄及通讯一览表》中所载，此次临参会开会时间是民国28年，即1939年，“喻培厚”一栏显示的信息是年龄30岁，四川射洪人。
[2] [3][9][10][11][12]刘恩义：《周太玄传》，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168页、169页,第170页,第172页,第205页,第170页,第146页。
[4]《大公报》，1940年7月6日，第三版。
[5]《大公报》，1940年7月22日，第三版。
[6] [7]喻培厚：《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次县政考察团第十四组报告书》，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1—4—20（39）。
[8]《四川省参议会首届一次大会请愿案登记簿》，四川省档案馆藏，案卷号：民49—1534。
作者：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