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臣训君：人格和文格的经典|第五人格抱抱熊君

　　《出师表》中的“表”字，是一个专有名词，专指一种应用文体。本来，臣下禀报，由于对象特别尊贵，文体要遵循特别的规格。在先秦，“言事于王，皆称上书”。“上”，就是作者自贬于下。到了秦朝，改“书”曰“奏”，也就是“上奏”。为什么要改为“奏”？“奏”是个会意字。小篆字形。上为“屮”（chè），为初生的草，有上进义;中为双手形，捧着的姿态;下为“本”（tāo），行趋，快步向前之义。在下者急步奉献呈上，慎重恭敬紧张的意味尽在其中。到汉朝王权体制更森严，臣下给皇帝上奏，分化为四种文体。《文心雕龙》第二十二“章表”说：“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可以看出“表”是臣下给皇帝的奏章，不言而喻，议论的都是严肃的政治课题，应该都是很理性的，“章”“奏”“议”等等的文体分别批评、弹劾、谢恩、辩论，这不是足够了吗？不够。还要有一种发议论的文体，叫做“表”，其特殊的功能，就是“陈情”。李密的《陈情表》，就是最为名符其实的代表作。“表”不但可以讲理，而且可以抒情。作为文体的特点，就是情感与理性并重，做得好的，就是情理交融。懂得了这一点，才可能真正理解《出师表》既是讲政治道理的，又是抒发情感的。
　　《出师表》和一般的奏章自然有些共同的地方，是以讲政治道理为主的。如果所述仅是一般的道理，就可能比较平庸，《出师表》也就不可能成为千古名篇。读任何文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其特点，在这里，就要关注诸葛亮的道理，政治大道理，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
　　第一，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这是臣上奏皇帝的文书，臣下应该是很卑谦的，理当把皇帝抬得很高的。很多奏章都是把皇帝的智慧无限地赞扬的，诸如“天姿英聪”之类，用得太多，都成了俗套。但是，在这里，这样的字眼是根本没有，相反，一上来，就没有多少褒扬的话，倒是充满不客气的话: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虽然对皇帝用了尊称“开张圣听”，把小小二十岁年纪的刘禅说成是圣人，在后面又把自己贬抑为“愚”，但是，这完全是许多奏章上用俗了的套语，接着而来的是则是诸葛亮的发明，反复说明应该（“诚宜”）如何，不该（“不宜”）如何。“不宜妄自菲薄，”就是不要轻浮，要自重，不要忘记了自己“天子”的尊贵的身份。“引喻失义”就是讲话要严肃，不能弄巧成拙，引经据典要谨慎，防止引申不当，类比不妥。这里是不是流露出一种心态，就是这个小皇帝说话、做事，还不太像个皇帝的样子，要臣下来管教管教。一般的管，还不够，还要管得这么细。要知道，“表”上达皇帝，是要拜着进呈的，所以有“拜表”的话语。这哪里像臣子俯伏在地诚惶诚恐地拜表的样子？相反倒是有一点与其说是规劝不如说是训斥的口气。这种在智力上、在精神上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当然不能从年龄上（诸葛亮四十七岁，刘禅二十岁）得到解释。
　　第二，接着深入了一步，不仅仅是指斥皇帝不会说话，而且是，在执行政策方针上，存在着“偏私”：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偏私”“内外异法”是相当严重的指斥。但是话却说得比较委婉，因为用的是正面的肯定的说法，在字面上显得缓和。所谓“宫中”，就是皇帝宫廷亲近，“府中”，是行政部门的官员，“不宜偏私”，说是“不宜”，不应该，实际上以有了“偏私”，有了“内外异法”的现象为前提。这就不是一般的讲话不到位，而是执政者的心智、品格、能力、水平问题了，这样的教训就比较严厉了。
　　第三，本文的议论思想纲领是北伐之道，也就是政治路线，可说得更多的是，把政治路线在组织上，也就是具体用人上加以落实，一个一个地点名，什么人可靠，出了什么问题，应该找什么人。最后归纳出了一个原则（“亲贤臣，远小人”），如果能照之办理，就能成功，不听，就要失败。意思是这样的，但是，话又说得很委婉，不是我对你的教训，而是历史的经验：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文章这样做，当然与诸葛亮的特殊身份地位有关，他是刘备托孤的重臣，刘禅尊他为“相父”。但是，从封建朝廷的规矩来看，君臣之分，是不可逾越的。就是亲生父亲也一样。诸葛亮作为臣子，特别是在正式文献中，白纸黑字，不能托大，不能越出这个底线，绝对不能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有一位先生分析本文说：“诸葛亮是后主的丞相，又是受‘托孤’的对象。他给后主上表文，既要循循善诱地开导，又要不失臣下尊上的分；既不宜用训斥的口吻，又不该使用卑下的声气。写得不卑不亢，方为得体。所以诸葛亮在表中没有说些自卑的话，使后主觉得他虚伪；也没有无拘无束地说些傲慢的话，使后主觉得受着威胁。读了这篇表，只觉得表中所用的言词和所持的态度，非常合于上表的诸葛亮的和受表的刘禅的身份，文字写得恰到好处。”① 这个说法，大体是有道理的。所不足者，是对诸葛亮表中明显的“教训”口气，加以掩饰。这种口气明显是和臣下的身份并不十分相符的，但是，却并未给人以臣临君的“傲慢”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主要的是，诸葛亮拿出了比后主更高的一张王牌，那就是“先帝”。一切教训的语言，都不是臣下的，而是先帝的。一切的应该和不应该，宜和不宜，都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为了实现“先帝”的遗志的：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全文六百多字，提及“先帝”十三次之多，反复地阐明，这是代先帝立言，而不是自己有多高明。从人际交流或者辩论术来说，这是很精致的。论者与对方有不同意见，论者一味阐述自己如何正确，对方每每不能认同，叫做无共同语言，哪怕说出一本天书来，对方也可能无动于衷。此时论者的高明，就在于找到共同语言，拿出一个论者和对方都能认同、没有异议的权威来，使对方无反驳的余地。这在论辩术中叫做justing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② 诸葛亮在这里，拿出刘备来，这是诸葛亮和小皇帝都信奉的“先帝”，诸葛亮的教训来自刘备的教训，教训也就不是教训，而是忠心耿耿的辅佐。文章到此大义俱备，本该结束。但是，只占全文的一半。接着而来的，不完全是讲道理，而是讲到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在叙述中交织着抒情，是文章的高潮，也是文章最为精彩、最为经典的部分。
　　文章的抒情性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关键词。
　　第一，进行自我贬抑。首先说自己是个“布衣”，不是什么高门贵族出身。这句话，在今天可能没有什么深长的意味，但在当时，出身贵族与否，对人的品评，是很关键的。其次，住的地方，又很偏远，见识也并不高明。更重要的是，胸无大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明显不符合他当年“每以管仲乐毅自比”的实际。说他“在表中没有说些自卑的话，使后主觉得他虚伪”，是不到位的。其实，诸葛亮的这些话，不是自卑，而是自谦。对于自己的才能和功绩的自谦和教训为主的语气是矛盾的统一，正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只说接受任务的时候，是很有风险，很凶险的，却并没有提及自己力挽狂澜的功勋，把自己扭转败局的伟业，刘备因为自己的战略决策而转败为安的历史，不着一字，留在空白中。而这以后，“二十一年矣”五个字，表面上空空洞洞，实际上，很有功力，把自己帮助刘备建立蜀中根据地、形成鼎足三分的功绩一笔带过，显得雍容大度。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谨慎”以平淡的语言概括盖世之功，深长的意味尽在语词之外。难道仅仅因为“谨慎”，就能担当起临崩受托的“大事”吗？可以看出诸葛亮的人格和文格，在字面上，“谨慎”“大事”“二十一年矣”，都是平常的字眼，是十分谦恭的，而内涵恰恰又是非同寻常，轻描淡写的自我肯定比之张扬更有内涵。政治军事的实绩是明摆着的，包括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如此的劳绩，只用“南方已定”草草带过，但是，关键在于情感的深沉，这一切并没有给他带来心灵的喜悦，相反，“受命以来，夙夜忧叹，”精神负担很重；在胜利中，日子也并不好过。一天到晚地忧虑，时刻萦怀的是，自己“许先帝以驱驰”的初衷。为什么呢？怕复兴汉室的事业不成，如果仅仅是如此，充其量不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更可忧虑的是：“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自己的生死荣辱，倒是小事，“先帝之明”，则是最高原则。自己不争气，也就算了，但是，让人觉得先帝看人走了眼，事情就大了。
　　诸葛亮不管是讲理还是抒情，其核心价值，都在两个字“先帝”上。从这两个字出发，以这两个字为价值准则，就是话说得再重，刘禅也只能心服口服。
　　这个“先帝”，是他感情的核心价值，也是他生命的核心价值。这里当然有他的忠君观念，但是，这不仅仅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出于他的政治理想，即对复兴汉室的事业的追求。他的信仰是真诚的，为这样的事业而奋斗不计荣辱，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这里当然不排除愚忠的成分，但是，诸葛亮式的“愚忠”，还有一点人格的光彩。他不像曹操和司马懿一旦羽翼丰满，就挟天子而令诸侯或想自己做皇帝。作为一个人，他忠于自己的承诺，投入了自己的感情，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对刘禅的说理，达到了情理交融，达到了高潮：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这样的句子，是真正动了感情，到了理性有点混乱的程度。当然也有读者可能以为这与“表”这种体裁的规格有关。“表”的结尾常常以抒情作结，如，李密的《陈情表》，最后的结语是：
　　
　　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拒绝皇帝的特别征召，李密的恐怖，是实实在在的。曹植的《求试表》，结语是：
　　
　　冀以尘露之微，补益山海，萤烛末光，增辉日月……圣主不以人废言，伏给陛下少垂圣听，臣则幸矣。
　　
　　皇帝虽然是自己的亲兄弟，但是，由于争夺继承的斗争，亲情已经被毒化了，所以那种诚惶诚恐的心情，也是自然的流露。羊祜《让开府表》的最后是：
　　
　　臣不胜忧惧，谨触冒拜表。
　　
　　把这几个结语和诸葛亮的结语相比，显然，羊祜的“忧惧”有套语的性质，李密的有真性情，曹植的忧惧也深沉。而葛亮的抒情不但诚恳真挚，而且强烈到“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让一个三军统帅，在官方的正式文书中，用了这样的超越理性的抒情语言，坦然表述流出眼泪来，激动得不知所云，在一般的奏章中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表”，这种以“陈情”为务的体裁中，在诸葛亮这样的“忠臣”的心灵中，才能得到相当自由的表现。
　　但是，就是在如何看待诸葛亮这个“忠臣”上，发生了争议。最早提出质疑的是李国文先生，他认为：“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地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蜀国当时是比较弱，而诸葛亮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多次征战，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二次上表北征，连阿斗都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但是，他仍然坚持北伐，前后六出祁山。事实说明他好大喜功，反而导致蜀国早亡。他要坚持不改的原因仅仅是刘备三顾茅庐，破格重用。士为知己者死，他对刘备怀着终生不变的感情上的义务。他贸然行动，很大程度上实在是太过于自信自负，执着于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蜀记》里记载：晋初一些士大夫谈论诸葛亮，“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吴大鸿胪张俨《默记》中说：“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李国文读史》，李国文著，崇文书局）李国文对诸葛亮的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事实上，李先生还忽略了一点，就是诸葛亮并非《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政治军事的全才，历史上的诸葛亮，只是一个的管理行政、治理军务天才，却不是一个全面的军事天才。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就是说，实战并不是他最大的长处。但是，李国文先生的说法，也有一定的片面性。虽然蜀国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可能处于一定的弱势。但是，弱势并不一定注定失败。先前刘备在被曹操追击之时，势更弱，却因为采取了诸葛亮外联孙吴的政策，而取得胜利。后来据有蜀汉，兵势强大得多了，关羽（后来还有刘备）破坏了诸葛亮早就制定的和孙权结成统一战线的路线，才使蜀国陷于孤立的境地。批评诸葛亮坚持北伐，不是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愚忠观念和个人抱负出发，这个要求有脱离历史的条件的嫌疑。一定要从动机上纯洁化到毫无个人意气和抱负，恐怕历史上没有一个合格的英雄。把历史人物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去，是历史主义的起码准则。从三国时代的历史形势来看，国家分裂，军阀混战，民众苦于兵役、劳役和战争的破坏。及早统一是结束苦难的途径。生硬地以这个准则来衡量，诸葛亮要么是一举统一全国，要么是及早投降，才最符合国家和大众的利益。否则，不管做什么，都是徒然劳民伤财，北境受其兵灾，西土苦其役调。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简单，那么不但诸葛亮不能列入三国英雄谱，往近里说，周瑜、孙权等等，往远里说，屈原、乃至孔孟，所有不为秦国所用的人物，越是有作为，也就越是难逃延长国家分裂、涂炭生灵的罪责。但是，历史的选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结果在终点，因而不可能是一种预设，实力对比的消长在混战的过程中曲折地显示，甚至在无限的偶然性中呈现。不管三国三方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客观上，都不能遵循着从分裂走向着统一的历史走向。不管三国军事集团领导人物怀着什么样个人野心，他们追求统一的理想，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历史的发展的进步性，和人的精神价值，是不一定平衡的。那些混战中，一些不堪一击的弱者，如刘禅（还有李后主）之类，并不因为客观上缩短了分裂的时间而获得精神的价值。那些混战中的强者，不管是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的历史离开了他们的名字，将有太多的空白。他们为了自己认定的目标而献身业绩，他们超人的才智和人格，就具有宏大精神价值。诸葛亮所认定的事业是失败了，然而，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他明明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谨守对刘备的诺言，他以自己生命能量进行的自我实现，他的人格理想，应该成为我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的丰碑。更何况，诸葛亮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败者，他军事上的失败，并不能掩盖他在行政上的广得民心。陈寿这样概括：
　　
　　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青龙二年春，亮帅众出武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
　　
　　陈寿曾经是蜀国的官员，可能有些感情作用，有些溢美之词，但是，诸葛亮的政绩良好，有相当民望，也应该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就封建统治集团中人物而言，诸葛亮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英雄。
　　不管诸葛亮有多么大的历史局限性，也不应该妨碍我们把《出师表》当作宝贵的文学经典来继承。但是，由于夸大诸葛亮的局限，走向极端的幼稚的倾向却应运而生了。西安市委党校历史学教授胡觉照写给国家教育部教材司建议将诸葛亮的《出师表》撤出中学语文课本，以华歆的《止战疏》代之。信中说：在《止战疏》中，华歆认为：“战争是在不得已时才发动的，不可以轻启战端，要等待时机的成熟。”（原文为：“夫兵，不得已而为之，故戢（收藏、收殓、止息不用）而时动。”）而诸葛亮的《出师表》发动北伐战争的原因是，要报恩于刘禅。表现出的是一种愚忠。《止战疏》中，华歆认识到三国鼎立已成定局，主张积蓄国力，“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治二王之业”。即以周成王、周康王作为榜样，先治理好曹操、曹丕留下的基业，成就一个太平盛世。提出“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胡觉照认为，《出师表》作为范文被选入初中课本，对于没有完全辨别能力的初中生来讲，容易形成“愚忠”思想。
　　应该承认，华歆的主张，是比较符合当时的下层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加上秋雨连绵，魏明帝也接受了他的主张，下诏令曹真退军。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华歆的思想，同样也有愚忠的性质。要在封建时代找出一个当权者，超越忠君观念的代表是不可能的。何况华歆的主张还带有很大的空想性质。“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二贼（按蜀、吴）之衅，可坐而待也。”这是非常幼稚的空想。事实证明，后来三国的统一并不是像华歆所设想的那样坐在家里等来的，而是通过战争，一寸一寸土地打下来的。不要说当时，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分裂的国家，不是通过战争实现统一的。
　　至于说到华歆的《止战疏》，其思想固然有可贵之处，可是，局限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他的思想并未影响到历史的进展，因而缺乏历史价值。第二，“疏”中的思想，属于儒家的王道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也缺乏起码的论证，在情感上，不够深厚，在语言上，缺乏文采，总之，作为文章，可以说是比较贫乏的，缺乏生命的光华和艺术的创造。因而，它未能进入我国古典文学的经典宝库。这样的文章，不可能像诸葛亮的《出师表》那样，成为那个时代的人格和文格的典范，在千百年后，仍然如恩格斯说起希腊神话那样，具有“某种不可企及的成就的丰碑”的性质。
　　
　　附：华歆《止战疏》
　　兵乱以来，过逾二纪。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绍三王之迹。虽有二贼负险延命，苟圣化日跻，远人怀德，将襁负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臣诚愿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
　　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如闻今年征役，颇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臣备位宰相，老病日笃，犬马之命将尽，恐不复奉望銮盖，不敢不竭臣子之怀，唯陛下裁察！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350007）
　　
　　
　　 ① 《中国散文鉴赏文库》，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35页。
　　 ② 参阅“Justify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 Cross-cultural Argument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Argumentation 13.3 （1999）: 297~315.《以你的道理来论证我的立场：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论辩》。从东西方论辩实践出发， 破除 “论辩双方必须属于同一话语共同体”这一定论， 在修辞理论界首先提出发生于不同系统成员之间的论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