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命运的抗争]

时间：2019-05-15 03:24:57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谭恩美在2001年推出的小说《接骨师的女儿》，以三位女性的生活经历为主线，描写了她们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的悲惨命运，其中的两位母亲宝姨和路玲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宝姨是一位生活在中国封建男权社会的女性。各种封建教条对女性的束缚使宝姨不仅在结婚当天痛失父亲和丈夫，还使她丧失了母亲身份，沦为亲生女儿的保姆。最后，宝姨不得不以自杀结束自己的悲惨命运。小说中的另一位母亲路玲遭受了中美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在中国，路玲由于自己不光彩的出身而受到歧视；在美国，作为少数族裔的一位女性，路玲在白人家庭里的地位低人一等，生活异常艰难。此外，美国主流文化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低其一等，这一观念使得路玲唯一的女儿疏远了她。因而，路玲在美国生活得非常孤独和不幸福。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鼓励女性与男权社会的种种束缚进行抗争，“对所有女性来说，除了解放自己，别无他路可走”。在《接骨师的女儿》中，两位母亲都用自己的方式与命运进行了抗争。
　　一、宝姨的书写和自杀
　　人类的历史一直处于男性的统治之下，即使在今天，男性依然是社会的绝对统治者，关于女性的大部分记述是由男性完成的。法国女性主义作家Helen Cixous把女性书写与女性的发言权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她认为，女性必须拿起笔为自己书写。因为书写一直是男性所为，它保持了男性的思想方式，压抑了女性的反抗意识。女性自己书写就能用女性的语言、女性的思想方式，这样就能为女性取得发言权并获得力量。简而言之，书写可以帮助女性摆脱“黑暗”，可以使她们获得与自己悲惨命运抗争的力量。小说中的宝姨就是拿起书写这一有力武器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宝姨因喝下滚烫的墨汁而使自己变成哑巴，这其实就是宝姨被剥夺话语权的一种暗示。被迫失声的宝姨甚至无法说出女儿将要嫁入仇人家这一重要事实，悲愤中的宝姨无奈之下只得通过书写把她的悲惨经历记述下来。虽然宝姨无法用嘴言说，但她可以把所有的秘密倾注于笔端。在写给女儿路玲的长信中，宝姨“说”出了她的家族历史、杀害她父亲和丈夫的真凶和她自己的真实身份。通过书写，宝姨“说”出了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控诉了中国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戕害。
　　除此之外，书写还使女性能够“说”出她们在男权制度下被禁止涉及的话题。男权社会不仅剥夺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还极力压制女性对性的欲望。如果女性有任何越轨行为，就会被认为是淫荡的表现。但是，通过书写，女性可以自由表达她们的真实情感。宝姨在信中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和丈夫在结婚前发生性关系的事告诉了路玲，这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是令人难以启齿的，但通过书写，宝姨避免了与女儿面对面交流的尴尬。
　　通过书写，宝姨为自己赢得了话语权，打破了她在男权社会的沉默。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男权制度下，男性掌握着话语权，操纵着整个社会。男性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目的是为了统治女性、维护男性霸权。女性话语权的丧失意味着女性无法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认识世界，她们只能被动接受男权社会所强加给她们的观点。女性主义者突出强调了拥有话语权的重要性。她们认为，话语权是颠覆男权制度的有力武器，语言是建构主观性的重要工具，女性只有为自己争得话语权才能够改变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
　　除了书写，无助的宝姨还用自己的生命与封建男权社会作了最后的抗争。当宝姨知道女儿将要嫁入仇人家做儿媳时，极力制止这桩婚事。被蒙在鼓里的路玲执意要嫁到张家，并拒绝看宝姨写给她的信。绝望的宝姨只能以自杀去阻止女儿的一意孤行。这个遭受男权社会迫害的女性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反抗了她所遭受的不公平命运。
　　二、路玲的书写和保持中国性
　　书写也是宝姨的女儿路玲与其命运进行抗争的方式。路玲在回忆录里讲述了她母亲的悲惨命运、她自己在刘家受歧视的往事、在孤儿院和香港的不幸遭遇。实际上，路玲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她在中国男权社会遭受的压迫和在美国男权社会受到的歧视和排斥。路玲在她的回忆录里还大胆地描写了她和潘开京第一次偷尝禁果的经历。与宝姨不同的是，宝姨讲述自己的婚前性行为是为了告诉女儿她的真实身份，而路玲则是通过这样的书写来表达自己对美好往事的怀念。这充分说明女性在思想上进一步获得了解放，她们已经有了与男性同样的表达真实情感的愿望和实际行动。通过书写，路玲把自己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中解救了出来，为自己赢得了自由表达的权利。
　　作为一名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华裔女性，路玲还通过保持中国性(Chineseness)与强势的美国男权社会进行了抗争。
　　女性主义者认为，语言是反抗的阵地。女性主义作家Bell Hooks在《渴望：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中说，“受压迫者通过语言进行斗争，进行自我拯救，调解冲突，重新联合，重新开始。我们的文字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们是行动，是反抗。语言也是斗争的阵地。”
　　在《接骨师的女儿》中，虽然路玲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她仍然保持着经常说汉语的习惯。即使在她很蹩脚的英语里，我们也可以找到汉语的影子。例如，路玲时不时就会脱口而出“Ai-ya”，这个音就来源于汉语中的感叹词“哎呀”。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来源于汉语拼音的词，比如Bao Bomu(宝保姆，即宝姨)、Chipao(旗袍)。路玲这种在英语中夹杂汉语的表达习惯形象地说明了路玲对汉语的深厚感情。然而，路玲的女儿露丝却非常反感母亲所说的不伦不类的英语。直到后来，露丝才逐渐接受母亲的这种习惯，并让亚特的女儿称呼路玲“Waipo(外婆)”。露丝的态度变化意味着美国文化正在逐步接纳中国文化。路玲借助自己特殊的语言表达习惯与排挤外来文化的美国主流文化进行了抗争。
　　路玲坚持中国性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中国汉字的坚持。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路玲想让女儿也继承中国文化。但是，露丝却拒绝学习汉字，因为她认为汉字的发音很受限，汉字的意思总是令人费解。当路玲意识到自己在逐渐失忆时，她就开始写回忆录，把她关于自己、关于她的母亲及她的家族的回忆用汉字记录下来。在《在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性作家》中，Amy Ling指出，“对(在美国的)华裔女性来说……书写不仅是自我宣言，同时也是女性反抗历史和社会束缚的武器。当露丝了解了母亲的经历后，开始认识到中国汉字的魅力。路玲对中国汉字的坚持终于赢得了露丝的理解和接受，改变了她对中国文化的敌视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意味着以美国主流文化为中心的美国男权社会正在改变它对少数族裔文化的歧视态度。
　　路玲对中国性的坚持还表现在她的饮食上。虽然路玲旅居美国多年，但她依然钟爱中国饮食。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饮食文化野蛮、怪异。比如，书中描写了在露丝操办的中秋节宴会上，当服务员端上来露丝点的路玲最喜欢吃的中国菜时，所有的美国人都觉得中国人吃的东西非常不可思议。“更多的菜上来了，从非中国人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出，这些菜一道比一道奇怪。”正像Huntley所说的，“在文化方面，饮食是很具体的，它可以反映出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差别，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别。”不同的饮食习惯加深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路玲在美国人眼里就是一个古怪的“他者”。但是，露丝在读完母亲的回忆录之后终于认同了母亲所偏爱的中国饮食口味。当路玲被确诊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后，露丝和亚特特意为她找了一家在附近可以买到中式食品的养老院。露丝和亚特的这一行为说明，从小吃着汉堡、喝着可乐长大的美国人正在慢慢接受中国的饮食文化。
　　虽然宝姨和路玲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都生活得极为悲惨，但是她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命运进行了抗争。宝姨通过对自己不幸遭遇的记述和自杀来表达她对中国封建男权社会的控诉和反抗。路玲用写作的方式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种种束缚，同时她还通过坚持中国性与歧视少数族裔女性的美国男权社会进行了抗争。
　　[作者简介]
　　常燕(1977-)，河南浚县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语学院教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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