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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生涯发展思想初探]孔子思想

    时间:2019-06-02 03:27:0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收稿日期:2011-11-07   作者简介:付文科(1973-),男,四川广元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博士研究生,讲师,上海,200234。   摘要: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对孔子的思想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拟从年龄与代际的时间现象学角度出发,讨论孔子所讲“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随欲不逾矩”的生涯发展思想。
      关键词:孔子;时间现象学;生涯发展
      中图分类号:B2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2-0103-07
      《论语·为政》记载“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随欲不逾矩”。这里,孔子基本上是按每十年一期来划分其心理变化过程,或者说孔子是大约在每十年的一段时间内,从此心理状态过渡到彼心理状态。
      前人说,这段话是孔子的“一生年谱”或“一生学历”。[1]从年龄与代际的时间现象学角度来看,任何人在任何时段或年岁,无时不在界限自身生命的划定和超越之中,人作为临界之物无时不生活于年岁的标记之中。人生际会于不同的年岁,年岁的经验就是生活的经验本身;同时年龄既是界度的标志,又是风云际会的场域。笔者从时间现象学的角度来考察,以为这段话是孔子的生涯发展思想的总概括。
      之所以研究孔子的生涯发展思想,原因在于:其一、今天的个体生涯发展所处时代之大转型、社会大变革时期与孔子时代(孔子奔走列国①也就是找工作)非常相似,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春秋战国之交,随着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和官僚制度的成长,政治上的职事一天一天地由简趋繁,这种新的局面必须有大量的‘士’才能应付得了……‘士’的地位处于贵族与平民之间,在社会流动十分剧烈的时代,恰好成为上下升降的汇聚之所。”[2]其实,诸侯争霸,群雄并起,诸侯国如不想被吞并就需要各种人才的辅佐,当时“游士无宗国”,士人的自由流动与竞争,由“士”而“仕”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生涯地震”(career-quakes)[3],孔子的生涯发展思想及其求职过程留给我们很多经验教训,古今相似,非常值得研究。其二、处在深刻变动的社会之中的个体,其机会结构的变化,人与机会的时间、空间相分离最终必然导致职业的转移,而伴随职业的转移,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社会角度考察这一现象,就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从个人角度考察这一现象,则是生涯历程(life-span)[4]的变化,而对生涯发展或历程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且有大量的成果。与国外研究成果相比,国内研究则表现为严重缺失。当我们引进西方的生涯发展理论时,我们会问:那些产生于西方的异质文化背景的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大转型的人们的需要?当下我们的生涯发展建构又会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产生怎样的路径依赖?等等。
      在本文中,笔者将“生涯发展”界定为个体在生涯之终生发展历程中,根据心智成熟变化、社会角色义务的转换及其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衍生出不同的生涯抉择与心理认知,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包含各种生活角色、工作与政治活动的综合性社会生活方式。
      一、十五有志于学:孔子生涯发展的职业锚
      人无志不立,十五有志于学是孔子最终成为圣人、到七十岁时能做到“从心随欲,不逾矩”的首要原因。孔子十四、五岁的志向是什么?是“学”——孔子的职业锚[5](Career anchors)。所谓职业锚,又称职业系留点。锚,是使船只停泊定位用的铁制器具。职业锚,实际就是人们选择和发展自己的职业时所围绕的中心,是指当一个人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职业中的那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或价值观。
      通读《论语》并考察孔子的一生,完全有理由认为“学”是理解孔子生涯思想的总枢纽,是孔子生涯发展的“锚”之所在。《论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台南师范学院周群振教授说“本章列《论语》首篇之首章,义旨精神,诚足以涵盖全书综和之思形义理也不遗,大抵为孔子晚年自省生命历程之所成就,而以昭示并启迪门人者。自外观之,若有三事;揭起内蕴,实系整体一贯之展露,动发之机,则尽在‘学而时习之’一语之为因”[6]。可见“学”在孔子思想中处于何等重要之地位了。那么“学”是简单的学习吗?如钱穆先生认为:“志者,心所欲往,一心常在此目标上而向之趋赴之谓。故有志必有学,志学相因而起。孔子之所志所学,当通读本章自参之,更当通读《论语》全书细参之。能志孔子之所志,学孔子之所学,乃为读《论语》之最大宗旨。” [7]很显然,钱先生把志于学的“学”解为学习之意。笔者以为把“学”单纯解读为学习或学问并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孔子之“学”的含义。其实此“学”首先有“学习”的之意,其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等;其次有“由士入仕”为官之意;复次还有有“行”、“思”“习”及“事”的含义,最后还有教化之意,如《尚书》中有“惟斅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8]“斅”即“学”字,即教化之意也。但“学”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主要的是“仕”为官的含义。
      查《说文解字》,“仕,学也。”段注“训仕为入官,此今义也。古义宦训仕,仕训学……注云,仕:仕于朝也。以仕学分出处起于此时矣。”[9]从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时期,仕与学是互训的、但还没有严格区分的。又如《礼记·学记》记载:“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谓乎!”[10]这段话表明早在先秦时期,“学”的价值取向首先是为官,其次才是为“士”,因为学而优则仕!所以,笔者以为孔子十五有志于学,就是志于做官,来治理天下为己任从而使天下“有道”。这一解读是符合孔子生涯发展历程的。
      孔子曾言:“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11]朱子注:“言由少贱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尔,非以圣而不通也。”[12]孔子三岁丧父,孔母颜氏徵在因为不容于夫家,于是领着年幼的孔子回到娘家。孔子要养家糊口,则必须做事以资养家,李零教授说“青年时代孔子很坎坷,干过很多社会底层的工作,如看仓库,喂牲口,”[13]故朱子说“由少贱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尔”。经历世事艰辛磨砺的孔子在十四五岁时,应该有比较成熟的想法:立志——学而入仕,来改变命运。孔子“少也贱”是理解其志向为学为官的关键。
      生涯结构取向②理论家,安妮·罗伊(Roe)强调“对早期童年经验和个人需要的理解,并且依据对个人需要可能充分满足的程度来看待职业”[14]。同时罗伊认为“个体继承了一种遗传倾向,使其以特定的方式释放能量。这种释放心理能量的先天方式,加上各种童年经历,铸就了个体满足其需要的基本类型。这些类型对于生涯行为有着特定的、重要的影响”[15]。我们可以想象,出身于家境贫寒的孔子,少年时期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我想当然是富与贵。正如孔子所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16]。结合孔子当时的社会生活背景,孔子此时最主要的想法是通过学习各种知识,以应聘王侯,通过为仕的途径改变人生境况。只有在政治上获得权力才能复周礼以使“天下有道”。正如李零教授所讲“读书做官是孔夫子的理想和遗产”[17]。孔氏祖上曾是贵族,至他这一辈已穷困潦倒沦为士人,或更确切的说应是庶人。先祖的荣耀与现实贫困形成巨大反差,于是孔子立志谋求官职、侧身贵族就成为其支配性动机,只有入仕做官一途为其生涯选择之上选。这一方面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复周礼、以治理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孔子的身份,是“士”,应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不过此时可能由“士”而“庶”了。通读《论语》,知道孔子是不愿意劳作、鄙视农作的。所以只有为官才能光宗耀祖,这就是孔子当时实际的想法。正如孔子所说“学也,禄在其中矣”。
      当时士的流动性很大,也给孔子提供了入仕的机会。恰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却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着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便有了所谓‘仕’的问题。‘仕’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就业问题”[18]。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孔子一生中何以“累累若丧家之狗”[19],两次奔走列国求仕的漫长经历了。其实孔子也是普通人,笔者在这里试图“还原”(reconstruction)历史中实际的孔子,还原他是如何找工作求职应聘的,而非“神化了的孔子”。
      二、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生涯发展内外标准的紧张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而立易,而不惑难。而立时评价标准在外,量化而明确,不惑时抉择标准在内心,抽象而多样。
      社会是客观的,它对人的评价并不因循三十、四十的差异而变更,所以循社会的足迹,可能在一定的历史周期内,会存在三十而立,四十再立,五十又立的生存轨迹,却不再深究不惑之年有无必要。但从生涯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在三十岁左右,进入成年期,此时血气方刚,在前期的探索与学习之基础上,对未来的生涯将进行选择性的决策规划。个体的自我意识和生涯探索是连续性、同时性的,外在的立于社会与内在的评判选择标准就形成了一种紧张与痛苦。舒伯的生涯彩虹图清晰地表明,成人期是生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种内外标准形成的张力也正如萨拉森与考登的研究所证实“生涯选择的过程主要遇到的是年龄这个因素,因为人们选择时心怀期望,这个选择会决定人生剩余时间将怎样度过……个体在某个领域内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如果这个职业是它第二、第三甚至更后的选择,这对个体而言是十分糟糕的,因为这极大地冲击了个体自我价值感”[20]。我想,这也正是孔子的所立与所惑的真正原因所在吧。
      通观孔子的思想,笔者以为孔子所立为“立于礼”也。他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1]。在对自己儿子鲤的教育中曾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22]。孔子自十五岁志于学始,经历十五年的学习思考,对社会的认识应该能达到一个理性的高度。在孔子看来,欲治理天下,使天下归于和谐有序,要在“复周礼”。除了明确“立于礼”的政治主张外,“而立”还有立于专业的特长,以技之长做很多事情;同时“而立”还有立于社会的信任,人到三十,经过十五年左右的学习做事,人们对他产生了信任。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他探究过夏、商、周代因革的历史,得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周因于殷礼,所损益”[23]的结论。他非常崇拜周公的政治,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于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24]。美化周公“甚矣吾衰矣,吾久不梦见周公”,“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5]。孔子的政治社会理想是西周初百年的兴盛,以周公为代表的“圣人”之治。孔子将历史中的战争、流血、帝国式的统一、使一姓一族作为绝对统治者的手段抽象掉,使人只见到天下歌舞升平。孔子从未对西周的历史有所昭示、有所质疑,周初的一切成了一言以蔽之的“仁”。
      在孔子看来,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是“秩序出了问题”,病因为“犯上作乱”;而当时的墨子则认为社会的动乱决非是“秩序的崩溃”,而秩序本身是“万恶之源”。所以孔子认为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是“正名”。所谓“正名”,就是以“周礼”为准则,正定名分,即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自己的本分,不越位,不僭礼。孔子之“正名”思想其主要目的无外乎两点,一是要恢复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二是为了减轻百姓的痛苦,而非挽救奴隶制。怎样实现“正名”呢?孔子认为不能单靠政治手段,在“政”、“刑”之外必须借助“德”、“礼”,而且把“德”、“礼”视为首要的统治手段,即“德主刑辅”。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6]。在孔子看来,从政的人如果真正能以“德”治国,就犹如北极星受众星拱卫一样,将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孔子是希望用法先王、行德治的方法,让当时动乱的社会恢复稳定,人民所受的痛苦得以减轻。
      孔子认为,要实现“德治”(礼治),必须提倡“仁”学,即通过个人内心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备的德性。我们知道,周朝维系社会稳定的三根支柱是封建制度、礼乐制度及宗法制(社会制度),在孔子时代,封建与礼乐制度已崩坏,只有宗法制还维系,这正是孔子的希望所在——“亲亲之爱”,即作为人就要有孝与悌,孝即敬爱父母,这是纵向之爱;悌即友爱兄弟,这是横向之爱,二者合起来即“仁爱”。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这一现象源于当时孔子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重建理想——以仁爱齐家即可治国。所以“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孔于提倡“仁”的终极目的还在于“克己复礼”。他说:“克己复礼为仁”[27]。“克已复礼”的意思是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范,一切非礼的视、听、言、动都必须加以克制,这就算有了仁德。做到这一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人民也因受统治阶级的所谓恩惠而消解其反抗的斗志。所以孔子倡导的“仁”学,是以调整阶级关系为出发点的。他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由此而形成的伦理政治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孔子三十而立——立于礼,即追随周公。但实际的问题还是深深地困扰着他,他矛盾、斗争了十年。一般而言,人的三十至四十岁这一阶段,是体力、智力的最高峰,也是人功成名就的时期;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是深思熟虑、人格定型的时候,但一惑达十年之久还是证明了定型的艰难。其实,孔子这十年所惑,正是生涯发展理论家戈隆别夫斯基所提出的“中年期的生涯转换”理论所阐述的内容。[28]用戈隆别夫斯基的理论来理解孔子的惑与不惑,我认为比较恰当。孔子以十年的功夫说自己“惑”,此惑不可不谓之大矣。那么孔子所“惑”的是什么呢?达到“不惑”的途径或手段又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如果不了解孔子之“惑”就不可能了解他的哲学与思想。观孔子的生涯发展历程,他所惑的就是周道。所谓周道就是周公在西周封建制度下订立的礼乐和社会秩序治理文化的流播。孔子一面深信周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面盛容饰、繁登降之礼,崇丧厚葬等等,但他对这一切是有疑惑的:这一套制度究竟有没有道理?在今天到底行得通否?此其惑一也。另考孔子年谱,据何新先生推断,孔子在29-33岁这几年间,孔子第一次奔走列国。[29]求仕无所获,始开堂授学,其生涯由欲入仕暂时转换为师授徒,这恰是生涯发展理论中一个常见的生涯决策犹豫(career indecision)问题,此其惑二也。
      不惑是难的,与我们一路的成长经历有关,读书时用考试选高低,工作时以业绩决雌雄,所有的竞争都因对手而存在,可是不惑却在内心。与内心的对抗很难,可是,但凡选择了四十不惑的宿命,这样的对抗又很难避免。有两种追求,一者来源于社会认同,一者来源于兴趣本身,前者有赖于某方面的能力,后者是因缘际会或天性使然。两者集于一身的,基本成名成家;只取其一的,或者苍白无力,或者偏执坚韧;各取一部分的,大约才是生活本身。
      三、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对生涯发展挫败的自我慰藉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是随“四十而不惑”而来的。孔子三十而立立于礼,四十不惑于周道的价值观的建立,直接影响孔子的生涯发展价值取向。在这些价值观建立之前是不可能直接与“天命”发生“知”与“不知”的问题。从四十岁到五十岁这一阶段,孔子基本上是在鲁讲学授徒,不为鲁君所用。考孔子年谱,四十七岁至五十岁,孔子主修诗书礼乐,同时“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30]。正如何新先生所言“孔子晚年喜《易》,读《易》韦编三绝。作《易传》。《易》以变通为道。孔子本年学术政治思想,乃入一新境界”[31]。所以孔子在修诗书礼乐及学《易》的过程中,提出知天命的思想,乃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孔子所谓的“天命”, ③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命运。如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32]这句话中,子夏只不过是把“命”、“天”单独讲而已,实际上表达的就是“天命”之意。“天命”即今天所讲的命运,因为命运里包含着很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一个人的行为和这种行为的结果往往并不一致。人世间这种行为与结果的矛盾,使人们对各自的命运都难以把握,于是就把自己一生遭遇的富贵贫贱或命运多舛归结为人们无法捉摸的上天与命运。孔子一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虽给后人留下了不遗余力的进取精神,然而事实是他到处碰壁;他的弟子中,品质最高尚的颜回英年早逝(仅活40岁),深受孔子所爱的冉耕却得了恶疾(据说是得了麻风病而死),没有犯罪的公冶长却坐了牢(孔子认为他很无辜,所以把女儿嫁给他),等等。这一切所历见的事实都证明个人的德行与个人的际遇之间存在着极大地差别。所以孔子在无可奈何时,多次用命运思想来进行自我安慰而已。所以余秋雨先生说“所谓孔子的天命,就是不断地领会现实对自己的容忍程度,也就是探索自己能够在现实中的发挥程度。这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生命行为的‘边界触摸’。触摸的结果,知了自己,也知道了‘天’的意思,因此也知道了‘命’”[33]。不过孔子并不真正相信天命,否则他就不会在生涯发展的历程中汲汲以求了。
      孔子自认为他的文与道必定有存在的价值,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夺去,但大道之行与不行,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一个人要明白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很难的,所以生涯发展理论认为要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首先要认识自己与社会,因为这里交错着“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两个相互制约的命题。从个体自身来看,“应该”做的事很多,但有很大部分由于社会的限制使自己“不能够”;社会“能够”让个体做的事也很多,但很大部分限于自己的状况而“不应该”。这两者的交汇处,便是“天命”。孔子的知天命是惑天命而来的,孔子的惑天命是为何自己看不到天命,而天命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身上却可以看到。他不知道看不到天命也是天命,从不知到知天命,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五十岁的年龄是第二次成熟的年龄,第一次成熟于“三十而立”——对于历史的规律和历史的无规律的接受。从生涯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处于五十至六十这一年龄段,职业成熟度可能增加也可能下降,但个体这时要考虑“如何应对个人资源的日益减少?如何应对个人的物质财富和责任的增加?珠穆朗玛峰现象(它应该被攀登多少次?);由于精力和能力的降低,个体的年龄对机体的影响以及随后对生产率和满意度的影响等等”[34]。然而孔子五十至六十岁这一阶段,却是孔子生涯发展中最为精彩的一段。五十一岁时鲁“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35]。一年官职三级跳,可谓官运亨通。“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36]齐人闻而惧,“於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37]。随后四年,孔子往来于卫、陈之间,终不得用,只好“归乎归乎……”思归了,那时已六十出头了。这是孔子讲六十而耳顺的大致背景。
      “耳顺”,是相对于“逆耳”而言的。“逆耳”是听了不同意见或批评意见,感到不舒畅;另外是说对非道听不进去,就是说不能了解为什么人们会说逆于道的话,会逆于道而行。“耳顺”就是无论听到任何话语,都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而不会感到生气与刺耳,这正是一位年事已高、道德修养较好者的表现。“耳顺”是接受天命、认识天命的一个最佳效果:尽了人力,自己在政治实践中得到很大的成功,但最终不为所用。往来卫、陈之间达四年之久,无所事事,这样的经历应该是认识天命的时候了。所有的棱角都被磨圆滑了,对这一切都安然接受。从此渐入耳顺之境。
      四、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生涯发展思想的若干启示
      孔子这里所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朱熹在《论语集注》曰:“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此时内心自由之极致,纵己心之所至,无不合于仁德之规矩。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自由、心灵的解放等涵义。正因为心是自由的,可以“随”而欲,是心欲而不是欲心。这种欲是人们能接受的,也是科学能接受的。人类、科学也许永远无法接受一个无欲的人,反之就不是人。不是人,何从言随心随欲?
      人生的情感、精力在不同的生涯发展阶段上有所不同,古今中西相似,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生理和心理成长(growth)、探索(exploration)、建立(establishment)、维持(maintenance)、衰退(decline)五个发展阶段。从儿童期至老年期到死,各个阶段的感悟也都有所不同,各有使命。要想跳过一个或多个阶段的心理期是违反自然的,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是一种罪或病。孔子从十五志于学到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所经历了“志于学”、“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等阶段,这些阶段中并未有“食色”的成分,孔子并非是一个压抑欲望的人,对于食,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唯酒无量,不及乱”;“不撤姜食,不多食”[38];也从不认为“好色”是件坏事,只是希望更“好德”。那么孔子的“食色”哪里去了?转移了!孔子把对食色的需要与精力转移到与食色不同的目标上——对复周道的追求了,这种转移会达到提升(Sublimation),即是食色的变异而非食色变相的扩张。
      孔子的生涯发展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都对我们今天的生涯发展研究与教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孔子生涯发展的至始至终都重视自身“仁德”的修养。前已述及孔子的仁德思想,孔子在实践仁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仁者”,“仁者”为达到最高道德境界的理想人格。④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39]。子思也引孔子语“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40]。这里孔子把“仁者”与“寿”联系起来即“仁者寿”。“仁者寿”揭示了道德修养与养生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道德高尚、涵养功夫好的仁者,由于内心充实,身心经常处于和谐的状态,自然就能够长寿。反观今天人们的生涯发展历程,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仁德”理念与人文关怀,处于道德的亚健康之中。
      其次,孔子认识社会的实践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很重要。生涯发展理论告诉我们个体在规划自己生涯时首要的是要认识社会与自我。认识社会不是在书斋里完成的,也不是在网络中认识的。孔子在年岁已高的时候花了十四年奔走列国,直到六十八岁回家,这充分显示了他认识社会的强大生命力。正如顾炎武先生所说“仲尼,一旅人也”。孔子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亲身实践探索精神,是我们今天的学生所严重缺失的。
      第三,在人格方面,贯穿孔子整个生涯发展历程的是培塑君子人格(personality)⑤,反对“小人”人格。人格的培塑对个体的生涯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正如燕国材先生所说“人格对人的生活、学习、工作与事业的影响是很大的,有时还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41]。君子是与小人相对的。贤人、圣人对于一般人而言是难以达到的,而君子,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修炼而达到。“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划分的精神内核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对于当今个体的生涯发展规划中,重塑“君子”型人格与剔除“小人” 型人格,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最后,孔子政治生涯之所以失败,我觉得从生涯发展理论来分析,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三点:其一、对社会环境认知不合时宜。孔子的理想是“周公之梦”,然而这个社会却是上下陵替,叛变成风,诸侯间征伐兼并不绝,“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无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42]。这样的社会如何救?所以周公之梦是乌托邦。其二、路径选择失误。孔子求仕的途径主要的是奔走列国游说君王,在先秦,游说之风很盛行,在当时的情景下,我想没有比游说更好的办法来求仕了。然而对孔子而言这种路径未必是很好的途径。当时昏庸之君很多,以孔子为首的集团为何不取而代之来推行仁政恢复周道呢?张松辉教授讲“孔子出游列国时带着庞大的车队与随从,不仅有弟子,而且一些较有地位的富裕弟子,自己也带有数量或多或少的车队和仆从,而这些弟子中有一些还善于作战……孔子集团的战斗力是相当强的”[43]。孔子不是不知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44];“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45],这些所谓的天命之道。孔子率领的这些“文臣武将”为何不自己创业立国推行仁政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呢?其三、生涯设计调整没及时跟进。生涯设计调整是指不断依据环境变化和自身条件变化作出匹配性的职业规划,为达到自己内心的理想目标不断向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角度进行调整。孔子奔走列国游说诸君,处处碰壁,当然精神可嘉,实则是理性之生涯发展之不可取。也许,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政治生涯的失败、最终没有做成大官,所以余秋雨先生说“我赞成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理想投入一定程度的实践体验,却又不主张被权力吸引,把官一直做下去”[46]。
      注释:
      
      ①传统的提法是孔子周游列国,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中认为不妥,应为孔子“访问列国诸侯”(第63页),其实无论是“周游”还是“访问”,都没有贴切的描述孔子当年四处求职的状态,笔者觉得用“奔走”似更恰当。
      ②目前生涯选择和发展的理论可以分为两类:结构取向理论和过程取向理论。
      ③关于“天命”,众说纷纭。代表性的观点有:如钱穆先生说“天命指人生一切当然之道义与职责”;李零教授说“‘天命’是什么?就是出来做官”;杨伯峻先生说“孔子讲的‘天命’,指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张允熠教授说“天命的内涵主要集中强调的是一种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等等。
      ④理想人格是现实中并不存在,而是思想家设想出来为人民奉为楷模的人格。
      ⑤中国古代没有人格这个概念,但却有丰富的人格思想。人格是人的知、情、意、行等心理活动的本质特征的综合体现,它一经形成,又会对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一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9、78页。
      [2][1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15页。
      [3][14] Reardon·Lenz·Sampon·Peterson著,侯志瑾等译:《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
      [4] Super提出的生涯彩虹图,付文科:《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指导》,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5]职业锚理论是美国学者埃德加·H·施恩(Edgar. H. Schein)教授提出的。付文科:《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指导》,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35页。
      [6]周群振:《论语分类义释》,《鹅湖》2002年第6期。
      [7]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2页。
      [8]《尚书·说命下》篇。
      [9]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经韵楼藏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10]《礼记·学记》篇。
      [11]《论语·子罕》篇。
      [12]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26页。
      [13][17]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修订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53页。
      [15][20][28][34]塞缪尔H奥西普等著,顾雪英等译:《生涯发展理论》(第四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04、105、110页。
      [16]《论语·里仁》篇。
      [19][35][36][37][42]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21]《论语·泰伯》篇。
      [22][24]《论语·季氏》篇。
      [23][26]《论语·为政》篇。
      [25]《论语·八佾》篇。
      [27][32]《论语·颜渊》篇。
      [29][31]何新:《孔子年谱》,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3页。
      [30]《论语·述而》篇。
      [33][46]余秋雨:《问学余秋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76页。
      [38]《论语·乡党》篇。
      [39]《论语·雍也》篇。
      [40]子思《中庸》篇。
      [41]燕国材:《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第一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499页。
      [43]张松辉、周晓露:《〈论语〉〈孟子〉疑义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271-272页。
      [44]《尚书·商书》篇。
      [45]《易·革·彖辞》篇。
      (编校:余学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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