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革命的渊源与异化考论] 革命道德的灵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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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11-26 作者简介：董佳（1980-），男，山西太原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北京，100872。 摘要：20世纪初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政府的不良施政及其对危机事件的不当处置，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社会民众对官方的强烈不满，革命形势日渐成熟。辛亥革命虽成功推翻了旧政权，但革命毕竟是一项全面、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除造成权力的转移外，并未给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带来新的变化，革命发生异化。而社会的被边缘化也埋下了革命在建立政权后即告终结，革命无法继续深入的历史注脚。
关键词：清末革命；革命缘起；革命动员；社会抗议；革命异化
中图分类号：K25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2-0155-04
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的全面的剧烈变革，革命是由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领导并旨在反对现存体系、推翻旧统治阶级的有意识的集体暴力行为。其产生一般源于政治危机，而这些政治危机又源自于国家制度结构和全国形势的变化。显然社会发展程度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较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更容易爆发革命。由于公民法律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及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民众对现代化的期望值与国家现实状况之间的不平衡所导致的社会能量无法释放，使民众极易将他们的不满诉诸社会冲突行为，酿成严重的暴力对抗。事实上，处于20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激烈碰撞的社会转型期。晚清社会的剧烈变动带动了社会分化、流动和民众政治意识的加强，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自身所处的政治体制，渴望参与政治并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但清王朝脆弱的政治整合能力和政治吸纳能力，使官方无法适应这一变化。在社会失序的混乱转型中不断生成或游离出的社会异己力量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宣泄的情况下, 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后迸发出来的结果，便是清末革命运动的发生。1911年的山西革命便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一、 革命缘起：社会不满与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危机
革命常常被反对它的人视为是一个人为制造地、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的社会传染病。但如果革命真是一种社会传染病的话，那么对付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免疫而非手术。因为社会内部而不是外部才是导致革命产生的基础。［1］它不取决于某支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努力，而是发生在一定社会结构下某一历史时刻多种社会因素复杂交织的后果。那么，造成清末革命的原因是什么呢？表面看官场腐败、囤货居奇、过分抬高物价、沉重的赋税及对外丧权辱国都有可能，但根本上却取决于中国数千年来封建价值伦理与社会结构极为稳固的国家特质。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导致旧秩序难以通过不断的演进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一旦它必须要适应“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这个新环境时，旧秩序不得不在猝然间被迫地改变自己，其结果往往会表现为政府的进退失据和社会的普遍不满。当社会的不满情绪开始普遍化时，一个致力于改变现存秩序的社会反对派就会形成。
而要让这种对政府的“不满”发挥作用，现存权威是否丧失统治的合法性是关键。在过去，传统道德伦理、君权神授和社会依附为威权政府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但在民智渐开、社会流动增加和文化水平提高的年代，这些传统理论统统失去了效力，政府的存续只能仰赖于社会的广泛支持，为此政府就必须能提供足以满足社会所需要的优质公共服务。而一旦旧秩序出现了无法协调的矛盾，社会就会转而接受一种新的可替代性的方案，即从对旧秩序的服膺转向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失去了合法性，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强制性力量来维持秩序。［2］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清王朝这座腐朽不堪的大殿的坍塌是不可避免的。清政府一方面无法制止像瘟疫般蔓延的政府腐败、纾缓国内激烈的社会矛盾，无力抵御外侮；另一方面，近代民主思想的传入又使各种偶像与建立在血统基础上的世俗王权被平等人权和参与政治的主张所消解，导致长久以来权威合法性的来源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转移，即从原来的血缘身份、君权神授，转变为惟有反求诸天下“授权”才成，社会的普罗大众成了历史的主角。［3］因此当旧秩序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无力再维系其统治时，伴随着既有社会系统的危机愈演愈烈，一场以新价值取向为主要内容的革命便孕育而生了。
二、酝酿革命：革命的宣传与动员
在革命的过程中，强大而极具感召力的革命宣传是把一群对社会不满的潜在的革命者紧密联接在一起的精神纽带。一个人若受到某种思想感召并受其感染，他就会变成该思想的信徒，甚至随时准备为了理想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幸福乃至生命。［4］为了扩大革命宣传，1905年7月旅日山西籍同盟会员先后创办《第一晋话报》、《晋乘》、《晋阳公报》和《国风日报》等革命刊物。其中《晋阳公报》是同盟会在山西的机关报，《国风日报》虽表面致力于推动清廷立宪，但实际上也是同盟会在北方活动的联系站。与此同时，晋籍同盟会员也为其他革命报刊撰写文章。1906年，景梅九协助黄兴等人出版了《汉帜》并为该刊撰写了题为《清快丸》的小说，后来又在《民报》发表《山西宣告讨满洲檄》。陕西同盟会会员创办《夏声》杂志出版时，景梅九亲笔题写祝辞，两人遂成至交。后来辛亥起义时，陕西民军曾协助山西民军光复运城，结成秦晋联盟。
同时，革命还需要革命者把一盘散沙的社会聚合起来，组成一个团结而强大的组织。如果没有组织，汇集起来的人们就只会是一盘散沙，只能像失去了头羊的羊群而不知所措、寸步难行。［5］从山西的革命情况看，革命党十分重视组织动员。晋北之忻州、代州和五台、定襄、崞县、静乐、繁峙等5县，是当时同盟会最早在山西进行活动并建立组织的地区。1906年经同盟会员梁俊耀动员，当地乡团头领王建屏在忻州领导组织起了一支有四十多支来复枪的武装。盟员石莹、许之翰回国后也利用在地方劝工厂任职的机会，把劝工厂发展成忻州地区同盟会的活动中心。与此同时，同盟会也开始在崞县进行活动，除了对学堂学生进行革命宣传外，还特别注意对下层群众特别是民间侠义组织的引导，在晋北和归绥地区结交了一批绿林好汉。与忻代地区相比，同盟会在大同的活动相对较晚，但发展很快。李德懋在包头、大同、张家口用卖艺的方式发展群众，刘干臣亦以出家做和尚作掩护，暗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1910年，同盟会又派刘冠三、段亚夫、王虎臣、寇煜等到大同，先后发展了当地巡警、电报局夫役、退伍军人和绿营军将官入会，加强了对清军和地方民团的策反。归绥道（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西部地区）是清末山西所辖的四道之一，地域辽阔、清廷统治薄弱。1908年，同盟会会员王建屏在萨拉齐、包头等地把咨议局中的十多位议员发展为同盟会会员。弓富魁还通过赌博的方式结交了不少绿林好汉。李德懋在丰镇亦发展了当地警务长、厅署书启师爷和清兵队长参加革命。作为大多数晋籍同盟会员的故乡，晋南是动员革命的重点地区。1905年留日归国后景梅九就开始向晋南群众宣传改革、劝导禁烟和女子放足，并和李鸣凤在运城建立革命机关“回澜公司”。1909年，经景梅九介绍，李岐山加入同盟会。李氏入会后不仅在晋南各县成立“教育会”，积极发展组织，把运城汇文书局变成当地宣传革命的机关，还与军队中多名革命分子结为金兰之好。
三、唤醒社会：走向革命的社会抗议
革命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性的系统变革，要想发动革命就必须促使民众的觉醒。对此，法国学者勒庞（Gustave Le Bon）曾强调说，“无论一场革命的起源是什么，除非它已经深入大众的灵魂，否则它就不会取得任何丰富的成果。”［6］但就当时中国言，想要唤醒沉睡中的社会大众是件极困难的事情。要想唤醒社会，就必须凝聚每个社会成员的直接利益或共同信仰。一般而言，只有当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严重侵犯、国家受到侵略的极端条件下，革命才能把人们汇聚在一起。20世纪初山西的“争矿运动”和“拔丁运动”就是这样的两起唤醒民众的社会抗议事件。
1898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将盂县、平定、泽州及潞安等地所属煤铁矿产卖给英商福公司。民众发觉后，立即经地方士绅及旅京官员向朝廷提出控诉。清政府迫于民意，不得不将此事交由总理衙门与福公司另行商议，改定章程。但协商的结果不但没有收回出卖的矿区，反而还增加了平阳府及其它地区的煤、铁、煤油矿产。消息一出，全省哗然，迅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争矿运动。作为事发地，平定各界率先组织矿山会，相约矿地“以不售诸外人为第一要义”［7］，抵制福公司进行开发。全省各地也纷纷举行集会，誓言“矿存则山西存，矿亡则山西亡”的决心［8］，要求晋抚立即废约。消息传到海外，伦敦、东京各地晋籍学生亦纷纷声明反对，并致电山西商务局总办、北京外务部、晋抚、晋籍京官，要求废约自办。其中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班的晋籍学生李培仁竟出于义愤而蹈海自杀。随后同盟会员王用宾即藉李培仁之名撰写了《李培仁蹈海绝命书》，详叙争矿理由和殉矿决心，激人奋进。王用宾和梁善济将李培仁的遗体送回国后，又在太原举行数千人参加的群众追悼大会，并将绝命书在人群中进行散发。由此全省的争矿运动愈发炽烈，晋抚不得不请外务部对福公司开采煤矿“鼎力坚拒”［9］。后来经过多次谈判，中英双方在1908年1月签订《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最终收回了山西煤铁矿的开采权、炼铁权和筑路权。
翌年，清政府下令全国在六年间禁绝种烟。山西巡抚丁宝铨为邀功，谎报山西已经禁绝。孰料清政府竟派员前来检查，情急之下丁宝铨不得不急调清兵到交城、文水一带强行铲烟。于是当地农民和官兵爆发了激烈冲突。冲突中时任督练公所教练处帮办夏学津下令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平民近百名，由此酿成血案。事件发生后，丁宝铨非但不惩处夏学津，反而诬指农民为匪，并保举夏学津任第八十六标标统。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晋阳公报》和《国风日报》对此事进行连续报道，并先后刊发多篇评论文章抨击清廷之倒行逆施。最后，迫于社会压力，清政府不得不将丁宝铨“交部查议”，把夏学津撤职查办。但此事一出，清政府之暴虐嘴脸显露无疑，革命党趁机宣传革命，原本一盘散沙的群体目标开始被同一个革命目标取代。而由是革命主张的广泛传播和社会不满情绪的持续增加，其必然结果只能是导致社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革命者或同情革命的社会群体。
四、革命异化及其终结
1911年清王朝正是在上述民心尽失、大厦将倾的背景下，最终在全国革命风暴中被彻底掀翻。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辛亥革命的冲锋和呐喊声中含恨落幕，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但随后的历史发展则说明一切还远未结束。太原起义爆发后，山西革命党人大多放弃政权，甘愿做自由隐士。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政权很快被立宪派掌握，他们推举新军标统阎锡山为山西都督，成立了“山西军政分府”。后来袁世凯任民国总统后，阎锡山投靠了袁世凯。而革命党人则或被杀或被迫逃亡。仅1914年2月至4月，被杀害的革命党人就多达300余人。［10］从此军阀横行中原。这种变乱频仍的政治乱象，不禁让人疑惑：为何中国的革命如此艰难？为何辛亥革命胜利后，一切却又重回原点？要回答以上这些问题，恐怕还得从“革命”谈起。
到底什么是“革命”呢？吉登斯（Giddens）认为，革命必须包含一场群众运动，导致大规模的改革或变革过程，而且涉及运用或威胁运用武力。而如果仅仅用一批领导人更换另一批领导人，就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亨廷顿（Huntington）也认为，一场完整的革命必须包括新政治秩序的创立与制度化。换言之，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变革，“如果没有什么变化，那就不是革命。”［11］
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有没有给中国带来变化呢？从革命的本质论，一场真正伟大的革命应是政权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统一，最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结构，而非仅仅变换了一个政府的名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辛亥革命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由于没有进行思想革命，因而推翻专制集权的旧制度后也自然不会改变新政权的政治灵魂。“革命”不过是少数几个有文化的中国人借助大众对清政府不满，发动武装起义，并宣布建立为大多数中国人所闻所未闻的共和国。大多数参加革命的人还在他们还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就懵懂的接受了一场革命。即使是对那些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而言，“共和”也仅仅意味着摆脱一切法律、习俗和长期建立起来的规范之束缚与羁绊而已。“剪掉了辫子、戴上帽子，就可以自称为共和人士。”［12］而社会之所以愿意推翻这个政权，辛亥革命又如此轻易地取得成功，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话说，就是大家都“痛恨主子”，而并非人们更向往共和、热爱自由。［13］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家只是幸运的搭上了这个便车，他们是旧政权崩溃后的结果而非起因。更何况，这些聚拢在革命旗帜下革命者，本身亦是一个鱼目混杂的队伍。其中不乏对革命教义漠不关心者，他们参加革命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合理的藉口或机会以满足他们的热情或贪婪。故在这种情况下，胜利是不可长久的。民国后各种社会乱象也说明，政权的更迭“并没有丝毫改变权力的性质，仍然是一个成员有限的团体的统治，被统治者不过是在更换着他们的主人。”［14］如此看来，革命的异化与失败当属必然。而在这过程中，值得玩味的是革命党对于社会的态度：革命党一方面在革命前大力延揽社会、积极寻求社会的支持与襄助，扩大自己的革命基础；另一方面，革命胜利后又将其推到一旁，丧失了社会认同，自我阉割了政权的合法性。这种悖论式的结果，无疑为后来革命式微与新政权的蜕变埋下了最好的注脚。
参考文献：
［1］［11］（英）彼得·卡尔佛特：《革命与反革命》，张长东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6-97、20页。
［2］（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3］［5］冯克利：《中译者序：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第2、19页;见（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4］［6］［12］（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32页。
［7］［8］［9］日本山西同乡会事务所编：《山西矿务档案》，晋新书社1907年版，第78、29、38页。
［10］方仲纯：《辛亥塞外革命纪略》，见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 第7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595页。
［13］（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1页。
［14］（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编校：龙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