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明青番公的故事 [黄春明的故事人生]
时间：2019-04-11 03:23:2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有一位作家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回跟黄春明以及其他朋友聚会、聊天，说起自己现在正在写的剧本内容，黄春明马上讲了几个关于恒春、琼麻以及那个年代的细节趣事，都不怕被偷用。
好友尉天骢描述第一次跟黄春明见面的情形时说：那是《文学季刊》创办前一个多月，大家到姚一苇家中聚会。七等生说他有个朋友可以写作、很有潜力。黄春明见了面也不大说话，头低低的。后来大家聊开了，问黄春明，你在哪里读书？这一问不打紧，黄春明把他从小到大丢人的馊故事，哇啦哇啦地讲出来了。从在宜兰念到台北师范，打架、被退学，到台南师范也退学，到了屏东师范。姚一苇说：“今天发现一个真正的作家，大家握握手。”（2007年7月3日《联合报》）
黄春明擅讲故事，也爱讲故事。他也说，自己的人生故事本身就是小说。
对出生地的认同
龟山岛／每当兰阳的孩子搭火车出外／当他从右手边的车窗望见你时／总是分不清空气中的哀愁／到底是你的，或是他的
龟山岛／兰阳的孩子在外乡的日子／多梦是他失眠的原因／他梦见浊水溪／他梦见台风波蜜拉，贝丝／他梦见你，龟山岛／外地的医生教他数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浊水溪、五只台风／六只龟山岛
龟山岛／每当兰阳的孩子从外乡搭车回来／当他从左手边的车窗望见你时／总是分不清空气中的喜悦／到底是你的，或是他的
龟山岛是台湾宜兰县最明显的地标，兰阳平原则为宜兰县的主体。宜兰县位于台湾东北角，东面紧邻浩瀚的太平洋，北面、南面、西面均被雪山山脉及中央山脉所阻隔，而宜兰开拓较晚，先民去宜兰的交通不便，自古以来即有“别有天”之称。黄春明正出生于这拥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别有天”，宜兰县境内罗东镇“浮仑仔”。
在这片土地上的童年生活经验，成为他往后写作的重要养分。“我的小说里面最常出现的人物除了小人物之外，就是老人与小孩。我最深刻的记忆都是童年，童年时我从游戏中学习到很多的生活知识，也累积了不少现在小孩得不到的经验。”黄春明8岁的时候，母亲病逝，留下了他和弟妹5个孩子。祖母无法同时照顾，他便整天在罗东附近四处游荡，不管多远的地方都去，他用双脚读遍了自己的出生地，因此也比别人更彻底地了解了自己的家乡。
黄春明认为，人对土地的感情，往往比人对人的感情深厚。人类彼此间有感情，并不一定肯为对方牺牲；但古今中外却不乏为土地而打仗的事例，这也是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人对出生地的认同不必经由学习就能产生。“人对出生地有认同，人格才不至于扭曲。以前农业社会，大家彼此见面即使不知道对方名字，但都知道他是这里的人。这会产生一种自律的力量，所以以前的犯罪率是很低的。”
但如果说黄春明笔下的故事都是在写宜兰，他显然也是不会同意的。他所描绘的，其实是农业社会下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和经验。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人与山、水、树木、各种事物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以及人对传统价值的认定，一旦彼此间的和谐与平衡受到外力的介入而产生危机时，小说中的人物甚至会为了守护这种原始的关系而以性命相抗。
1960到1970年代，台湾从农业社会过渡为工商社会。在这种结构性变化下，人的迁徙加速，生活范围也随之变大，人对故乡产生了双重的乡愁：从空间上离开家乡；家乡也在不断地改变，形成现在与过去的强烈对比。《看海的日子》的白梅、《两个油漆匠》的东部青年、《苹果的滋味》从南部北上的一家……都是离家之人；而留在家乡的，《青番公的故事》的阿公、《溺死一只老猫》的阿盛伯、《锣》的憨钦仔……所面对的是，筑起堤防后像病人喘息的浊水溪、虽经强烈反对但最终还是在清泉村建起来的“街仔人”的游泳池、被扩音喇叭所取代的打锣工作……黄春明写出各种在社会转型期的小人物的困境和应对。
这样的书写内容，让他拥有了“小人物代言人”的称号。他也曾在一篇名为《屋顶上的番茄树》的散文里表明了心迹：“所谓小人物的他们，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这么有生命力呢？想一想他们的生活环境，想一想他们生存的条件，再看看他们生命的意志力，就令我由衷地敬佩和感动。”同时，“每当我想起知识分子的时候，令我失望的较多，甚至于有的想起来就令人泄气。”
也许也是因为这样，黄春明在描写城市中讨生活的人们时，挣扎的痕迹依旧，却多了一点批判的意味，如《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我爱玛莉》等，其中的人物显然更为融入城市，但也更被城市文化所掌控。至1980年代末，黄春明在小说创作停顿近十年后，再次提笔，书写“老人系列”，而这些老人，正是1960年代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的农民、工人，现在却被留在了乡间，并且被大家所遗忘。“最可贵的始终是人。但现在人的心已经物化、机械化，美感、道德、价值观也都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是最大的损失，但大家一直以为是进步。”
黄春明在1970年代为了拍摄纪录片，骑着摩托车到处勘景，把全台湾走透透。他说最近计划再去环岛。对于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岛屿，他觉得永远需要重新认识。“乡村在变，城市也在变，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过去与现在的两张地图重叠，发现它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知道其间少了什么、多了什么，搞清楚为什么。”
生活中有丰富的语言
黄春明的小说《青番公的故事》里，讲述六月早稻收割时节，阿公带着孙子阿明做稻草人，经过田埂、水车磨房，撑船划过浊水溪的一路上，给阿明传授农夫经验的过程。阿公说：“麻雀是鬼精灵，不要说稻草人，应该说兄弟。”“一个好农夫一定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要割稻前，露水重是一个好现象。”“长大了绝对不能打鸟，尤其是芦啼。”阿公也会讲一则一则的寓言故事、以前的事情、关于浊水溪的传说，身边的自然万物、地方上的人文历史，就这样一点一滴地传承给下一代。
这是黄春明认为的最美好的一种生活和人文教育的方式。“农业不是经济的工作，而是最大的人文教室。家里的阿公阿嬷是最好的人文教育和生活教育的老师。在农业社会，爸爸妈妈都要下田，小孩子的语言、地理知识、宗教习惯，认识菜市场里的蔬菜、禽、鱼，懂得勤劳、节俭，都是平常爷爷奶奶教的。现在没有生活教育就是没有基础，小朋友的生活知识已经零分了。” 黄春明举做风筝为例，“一开始，我们去找竹子、砍竹子、剖竹子、削竹子；然后从剪裁纸张，到糊纸绑线，再把试飞打转的疯风筝，修改到不打转。但是风筝还是飞不上去，而那条线竟然成反抛物线的垂肚状。放下来思考之后，发现风筝过重，再想办法将它减轻，最后风筝才昂扬腾空。”这一套完整的过程，不但有行为的认知经验，还包括如人际沟通、触感的成长、工具的拿捏运动等等，里面更包含了丰富的语言。
“语言比文字更厉害。文字才存在三千多年，但语言已经几万年了。文字是死的，但语言除了声音大小、轻重缓急之外，感情、眼神、表情，有时候还加上动作，你还得看情境和情况。”黄春明最爱举的例子就是“讨厌”，字典上的解释就是“招惹、不喜欢”，但只要你模拟各种情境说一下这个词，就会明白语言的奥妙和缤纷。
曾有人问黄春明：怎样写好小说？他建议除了多读、多写之外，还要多与人聊天，试看看，在一年内能不能与100个陌生人聊天，每个至少10分钟。“譬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年人在田里工作，就故意向他借火，问他：怎么一个人耕这么大一片田，你的少年仔（儿子）呢？他说去台北了。我问：回来会帮你的忙吗？他就说：又没有‘肩胛’。说年轻人没有肩胛，这种语言非常生动。问他儿子回来都在做什么？他回答：就呷饱‘练困’（练习睡觉）。这个‘练’字用得非常好。和不同的人聊天，可以了解他语言的使用及生活形态。我就这样储备了很多小说人物的样貌。”
黄春明在师范毕业后，曾在宜兰的小学当过三年老师，之后在电台做过记者、编辑，也曾进入广告公司工作。1970年代，他为电视台策划“贝贝剧场－哈哈乐园”，并亲自担任编剧一职，首次引进日本杖头木偶，塑造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小瓜呆”；走访台湾各地拍摄纪录片“芬芳宝岛”系列，开启了纪录片及报纸副刊报导文学的新纪元。丰富的生活经验，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源源活水，在不同的位置和媒体中，他重视的始终是与生活的连结。
“我当老师的时候，秉持着美国近代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教育；学校就是社会，社会就是学校’的理念。校长问我：‘为什么不在教室上课？’我认为学校的教育不应该限于学校的教室，在哪里学得到东西，那个地方本身就是教室，所以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是教室。我也觉得播音室不是跟外面隔绝的，如果能让声音变得有意义的话，那个地方就是播音室。我做广播不只是单纯念念报纸，而是到棚外采访收音。一个播音员的声音再怎么美，观众在听了一段时间后，也就习惯了。所以一个节目要有各种声音出现，才会生动、丰富。很多人都说我的‘街头巷尾’好像电影一样，似乎可以看到影像浮现眼前，因为听众看不到的东西，我会把它叙述出来，我把所有能得到的声音全部都录下来。我做了很多像纪录片一样的录音带。”
阅读与电影经验的滋养
那些天天在身边上演的小人物的故事，黄春明用文字保留了下来，却保持了口语平易近人、浅显易懂的特质。他说：“凡有喜怒哀乐必能读黄春明。”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曾说过：“我不会说、也听不懂闽南话，但是读黄春明的作品并不感到障碍，反而非常亲切。……如果用唯有闽南人才懂的方言写作，传递上会有困难。但如果在写作时作一筛选，让不懂当地方言的人仍能看懂，则可看见作者所下的功夫。黄春明的作品写来漂亮、读来亲切，而且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我认为应该经由各种方言，不断丰富现代汉语，因为现代汉语并非僵死的语言，它是不断发展，由作家不断带进新鲜的感受与表述方式的。”
从一个听故事的人变成一个说/写故事的人，就不能不提到黄春明写作上的启蒙——王贤春老师。
王老师是黄春明初中二年级时的级任导师兼国文老师。有一次，她出了一个作文题目：“秋天的农家”。这个题目黄春明再熟悉不过，就从打谷机收割的轰隆声写起，一挥而就。老师发还作文本的时候说：“春明，你如果要作文好的话，绝对不能抄。”黄春明觉得很委屈，于是让老师再出一个题目让他写，以证明自己没有抄。这篇题为“我的母亲”的文章，他当时是这样写的：
我八岁时，母亲就过世了，留下五个弟妹，最小的才五个月。母亲刚过世时，弟弟妹妹常哭着要妈妈，我祖母带我们五个弟妹快烦死了，也没有耐性，她就骂他们：“你妈妈去天顶作神，我哪里有母亲可以给你？”我虽然没有像弟妹那样哭着要找母亲，有时候也会想起我妈妈，想起我妈妈就想起我弟妹向祖母讨母亲，我往天上看，有时是星星，有时是月亮，有时是乌云，就是没看到母亲。
王老师隔天改好作文，跟黄春明说：“你这一篇写得很有感情。”“要作文好的话，还要阅读。”她送给他两本书，契诃夫和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这两位作家，作品中常会描写贫困的、不幸的小老百姓，也会写可怜的小孩，我看着看着就哭了起来。我以前常常觉得自己没有母亲很可怜，有时会躲在棉被里哭。看了老师给我的小说，为了书中人物不幸的遭遇，我难过得哭了起来，但说也奇怪，从此以后，我再没有为自己的任何不幸遭遇而哭过。”
1980年代，台湾新电影兴起，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莎哟娜拉·再见》、《两个油漆匠》等小说陆续被改编为电影。当时的电影人无疑都看到了黄春明小说中的视觉性。而原来，这跟黄春明小时候的电影经验有关。“我童年住的地方离罗东戏院很近，一群小孩子常常趁戏演完前五分钟把门打开溜进去捡戏尾。一个戏的opening跟ending，导演比中间都还要用心，如何一开头就吸引观众集中精神、期待，戏演完的ending要让观众余韵袅袅。我写的东西不抽象，似乎是任何东西都要‘我看见了’，才写得下去。我常常想，小说的文字到底要做什么用？别人的我不知道，我的小说文字是一座桥梁，要让读者通过这座桥梁，走进我的小说世界里面。”
文学应该是大众的素养教材
1970年代，黄春明开始投入电视儿童剧的编制及纪录片的制作，他说这是因为“看电视的人口越来越多，很多人把原来读书的时间拨了大半去看电视，这让我开始怀疑文字的意义，也让我决定要走到镜头里面去”。他信奉的是“为人生而艺术”，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说：“文学的涉猎和经验，在我个人生命占比较多的时间，我以这个经验来说，并不是只有文字才是文学。汉字是表意的文字，文盲那么多，就是拼音文字，贫苦的大众以前哪有机会念书？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并不是说读书人把论语熟读了就能治理国家，而是《论语》里的例如忠孝节义等种种道德标准，用戏剧、语言、说故事把它呈现出来，还原到民间。”这也能说明他为什么在1990年代后把重心放在儿童文学、儿童戏剧以及社区总体营造的文化工作。
1993年，黄春明回到家乡宜兰，创立吉祥巷工作室，抢救日渐流失的本土文化，从事乡土语言教材编写、田野采访记录、编导创新歌仔戏等工作；同时致力于儿童绘本、儿童戏剧的创作，至今出版了5本撕画童话；1994年创立黄大鱼儿童剧团，巡回全台各地，演出多部寓教于乐的儿童剧。2005年创办宜兰人的文学杂志《九弯十八拐》双月刊。
“欧洲中产阶级的提升，从根本上是依赖素养的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哪里来？当时看小说、戏剧、听音乐变成一种教养，很多家庭都是这样，晚上吃饱了，全家轮流念小说。所以他们当时不只是阅读而已，还有朗读。在英国，一个跑江湖的人，做几个动作让观众猜是哪部小说里的人物，大家都能猜出来。为什么连跑江湖的人都会懂？因为人家的文学是素养的教材。”而对于现在儿童阅读习惯的培养，他也秉持着相同的理念。“文学要从小孩子培养。大家一直强调阅读，有些公部门都有所谓‘送书到乡下’的计划。但现在并不是没有书，现在书太多了，而是阅读的习惯没有培养起来。阅读的习惯是从兴趣开始，你讲故事给小朋友听，他觉得有趣、有感情，然后你告诉他后半段在书上，他就会去看。所以培养阅读习惯才是第一步。”
他选择回到家乡，回到事情的最初，因为他始终认为，“文化要为了大众，社会才会提升”。说起这个，黄春明又讲起了故事：
苏桐，台湾农村歌谣《农村曲》的作曲者，“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受苦无人问，行到田中央……”有一次我遇到他，我说：“苏先生，昨天台视节目有你的农村曲子还有配合跳舞耶！你有没有看到？”“真的吗？”我就觉得很奇怪，他的作品人家拿去播放，还编成舞蹈，竟然都没有通知他，“都没有跟你说吗？”“没啦！”我就替他抱不平：“他们采用你的作品，人还在，怎么没有通知你？那是你的作品啊！”他说：“不是啦，大家爱唱爱表演就是大家的；大家不爱唱不表演就是我的。”那样的心胸，他希望他的东西是人民的、社会大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