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教材的文学特征及其价值] 蒙学教材
时间：2019-01-26 03:36: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蒙学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的蒙学教材是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了传统蒙学教材对当今课程改革的意义,开始用现代教育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蒙学教材,发掘其中蕴含的教育、历史、文化等价值。本文试从语文学科的角度,分析蒙学教材的文学特征及其价值。
蒙学教材的文学特征及其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讲究押韵与对仗的语言形式,提供语言范式;(二)传播各类文学信息,播散文学种子;(三)采用诗歌、故事等文学样式,丰富文学储备;(四)辑录经典文学作品,传承道德意识与审美趣味。以下分述之。
(一)讲究押韵与对仗的语言形式,提供语言范式。
蒙学教材种类繁多,但流传广泛,为后世熟知的主要是那些采用了韵语、对偶语言形式的童蒙类读物。这类读物中,有启蒙阶段的识字课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有介绍各类名物掌故的常识读本,如《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还有宣讲伦理道德、处世哲学的教化材料,如《菜根谭》《增广贤文》。而那些未采用韵语、对偶形式编写的蒙学教材,即使出自大家之手,如朱熹的《小学》,也能得“藏之名山”“束之高阁”。
韵语、对偶也是蒙学教材重要的文学特征。因为“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原本就是一种文学追求①。齐永明年间周�发现汉字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沈约等人,又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诗歌创作中要避免的八种声病。从此,声律是否工整成了后来评价诗歌艺术水准的一个重要标准。蒙学教材中的韵语、对偶类读物,用一种最简约的方式传承了诗歌最关键的艺术特点。
蒙学教材为何多用韵语、偶句呢?张志公先生从汉字学习的角度分析说:“由于汉字是单音节的,就非常容易构成整齐的词组和短句,也非常容易合辙押韵。整齐,押韵,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的兴趣,又容易记忆。”“对偶,跟押韵一样,也是汉语汉字的特点,也有利于儿童的朗读、记诵。从声音上说,和谐顺畅,读来上口,听来悦耳;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或者同类相比,或者义反相衬,给人的印象特别鲜明突出,容易联想,容易记忆,境界高的,更给人以优美隽永之感。”从这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志公先生强调的是韵语、对偶形式对激发儿童学习兴趣具有的积极作用。
从语言习得的模仿性特点看,韵语、对偶形式的童蒙读物对儿童汉语书面语习得具有特殊价值――提供语言运用范式。韵语和对偶是语言运用的形式,其中已包含大量汉语书面语运用的特点与规律,儿童可以借此感知汉语的基本结构特点。这就相当于掌握了最基础的语言运用程序,而这种程序在使用的过程中又可以不断升级。所以古人说,“学了《增广》会说话,学了《幼学》走天下”②,同时,为了促进蒙童对声、韵、调的认识,蒙学教育中还有一项专门训练声、韵、调配合的教学内容,叫“属对”。
声韵的规则和节奏变化必须借助声音才能更好地被感知,所以古人非常看重诵读。明代王阳明在他的蒙学教育中加入了“歌咏”一项,并作出细致的规定:“凡歌诗,需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勿躁而急,勿荡而嚣,勿馁而摄,久则精神宣扬,心气和平矣。”③可见良好的诵读效果,是建立在端庄的态度、平和的心态和恰当的诵读技巧基础上的。而这种诵读既是一种语言学习的智力活动,也是一种文学审美活动。
由此可见,韵语和对偶在蒙学教材中不仅是一个形式的选择,更是蒙学教育本身重要的内容。在蒙学教材的编写中,古人充分注意到了教材的示范作用、语言学习的实践性以及母语的文学特征对学习者的重要影响。
(二)传播各类文学信息,播散文学种子。
蒙学教材的另一个文学特征是传播各类文学信息,在幼童心中播撒文学启蒙的种子。这些文学信息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成四类。
第一类,涉及作家作品常识。如:“屈原赋,本风人,逮邹枚,暨卿云。韩与柳,并文雄;李若杜,为诗宗”(《三字经》);“韩柳欧苏,固文人之最著;起剪颇牧,乃武职之多奇”(《幼学琼林》);“能文曹植善画王维”(《龙文鞭影》)。少则七八字,多则十来字,屈原、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曹植、王维等文学名家及各自文学特长就一目了然了。
第二类,涉及成语、文学典故及故事。如:“夜眠八尺,日啖二升,何须百般计较?书读五车,才分八斗,未闻一日清闲”(《菜根谭》);“鲁阳苦战挥西日,日反戈头;诸葛神机祭东风,风回纛下”(《幼学琼林》);“阮籍青眼贾岛祭诗”(《龙文鞭影》)。“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神机妙算”这些成语,至今使用频率仍然很高;阮籍的狂妄、贾岛的苦吟也作为文学故事被一代代人传讲。
第三类,引用、化用诗文。如:“少年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增广贤文》),直接引用汉乐府《长歌行》中诗句。“白鹭洲,二水中分吴壮丽;金牛路,五丁凿破蜀空虚”(《幼学琼林》),上半句化用了李白诗歌《登金陵凤凰台》中“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一句,下半句化用了晚唐诗人雍陶《蜀路倦行因有所感》诗句“乱峰碎石金牛路,过客应骑铁马行”。
第四类,专门教授文学知识,如属对、声律、平仄等。最有影响力的是明末清初戏剧家李渔的《笠翁对韵》、清车万育的《声律启蒙》和清代中叶苏云从编的《幼学平仄易记略》。
如果说语言是土壤,那么文学就是这块土地上开出的最美的花朵。正是这些大量散见在蒙学教材中的文学信息,借助蒙学教育,在蒙童的心田散下文学的种子,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多方面的文学熏陶,获得了语言和文学的双重素养。
(三)采用诗歌、故事等文学样式,丰富文学储备。
文学的形式种类繁多,但最能显示文学性的莫过于诗歌与故事两类。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写道:“儿童认字之后,一方面读些散文故事,同时读些优美而浅近的诗歌,这是唐宋以来一直实行的办法,后来逐渐成了蒙学中一个固定的教学内容。”可见,诗歌与故事这两种典型的文学样式在蒙学教材中普遍存在,这也是蒙学教材重要的文学特征。
用诗歌写成的童蒙读物主要用来描述历史进程、普及历史知识。如唐胡曾的《咏史诗》,150首,都以七言绝句写成。主要介绍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事迹,有时还会发表一些感慨评价。例如:
阿房宫
新建阿房壁未干,沛公兵已入长安。
帝王苦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
这本通俗的《咏史诗》在五代及宋流传广,影响大。《三国演义》第八十八回,在写到诸葛亮五月渡泸南征时还引用其中的《泸水》一诗:“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誓将雄略酬三顾,岂惮征蛮七纵劳?”这类诗对后世蒙学影响不小,历代多有模仿:元翁三山有五言绝句《史咏》两千余篇;明程敏政有数百篇七言《咏史绝句》;清张应鼎《鉴纲咏略》133首,都用五言写成。这些都是当时有影响力的用格律诗写成的历史类童蒙读物。
故事类童蒙读物一般用文言散体写成,内容简单,篇幅短小,一则一个小故事,一般只有二三十个字,生动有趣又能引发思考,如宋胡继宗编的《书言故事》。今天大家熟悉的寓言故事《守株待兔》该书就有记录:“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之,折颈而死。因释耕守株,冀复得兔。”这些小故事描述的情境、塑造的形象,常见于后世文学家的作品中。例如,唐代文学大家柳宗元在他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写道:“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今天的学生如果不借助注释就难以理解其意义,但如果蒙童时读过《书言故事・吠日》:“罕见而惊曰‘吠日’。蜀中少日盖为山高,日难出而易没也。每日出,则群犬吠之。”理解起来就没有任何障碍。
总之,诗歌、故事类童蒙读物的价值,不仅在于传授了某类知识(如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些格律规整的小诗、短小有趣的故事,便于儿童模仿学习,是很好的写作范文。同时这些读物中大量的文学素材,也成为儿童今后阅读和写作必要的文学储备。
(四)辑录经典文学作品,传承道德意识与审美趣味。
蒙学教材的文学特征还表现为,大量经典的文学作品成为蒙学教育阶段必读的内容。其中最有影响的经典文学类读本首推《千家诗》。另据张志公先生《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介绍,儿童经过启蒙和基础教育训练,在进入蒙学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高阶段)后,蒙师会从《左传》《国语》《史记》等几种重要史书中选出若干篇章,加之历代名作家(如唐宋八大家等)的一些散文进行阅读训练;也会选一些古诗,以唐诗的名篇为主,也有些骈文或宋词,算作诗赋方面的阅读。这些古文与诗赋,其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均属上乘之作,阅读这些作品会对学生逐步活跃且日渐成熟的心智和情感发生作用,并对一个人道德意识与审美趣味产生终身的影响。
总之,蒙学教材都具备鲜明的文学特征,古人是借蒙学教育为蒙童奠定了文学基础。
注释:
①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②陈才俊注译《中华蒙学精粹》,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王阳明著《王文成公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参考文献:
①李鹏辉著《中国传统启蒙读物的现代审视》,《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②文正东著《传统蒙学教材对当今课程改革的启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
③徐梓著《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④张志公著《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
(南京外国语学校;21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