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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多元化进程中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嬗变及其应对|多元化人格

    时间:2019-02-14 03:28:5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摘要:当代中国,异质、开放、无政府的网络文化导致大学生的道德人格变异,商业化、标准化、通俗化的大众文化导致大学生的道德人格偏移、个性张扬、追求世俗的消费文化导致大学生的道德理性危机。大学道德教育应当预见并思考新的文化景观,建构网络教育与生活教育、实践教育与理论教育之间的联系,倡导全面、开放的教育方式,培育大学生健全的网络道德人格、日常道德人格和社会道德人格。使道德教育真正深入大学生的生活,触动大学生的心灵,发挥育人的功效。
      关键词:网络文化; 大众文化; 消费文化; 道德人格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6-0103-04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与以跨国公司为主要推动机制的经济全球化相呼应,伴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民族主义价值的扩张,西方文化也随之不断扩散。当代中国,网络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在整体文化格局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些文化的中国形态不是有序的,而是无序的。从而,对大学生道德人格形成了种种文化冲击波。
      
      一、网络文化的影响及网络道德人格的塑造
      
      网络文化是指流动于现代信息网络中的意义、价值和精神的总和。当代大学生是互联网上极为活跃的群体,网络文化开阔了大学生的视野,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便利和乐趣。但同时,隐藏于其中的某些不良因素也在悄然增长,给他们的道德人格带来了冲击。
      1.网络文化的影响
      首先,异质的网络文化导致大学生道德素质下降。网络是一个真正自由的地方,这种自由特征对大学生有相当大吸引力,也容易被其接受。现实社会诸多伦理道德的约束,在这一空间被轻易摆脱,从而导致了个体行为的放纵,形成与现实社会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变异人格。表现为自主性空前提高,人生价值标准复杂而混乱,交往行为开放而自主。这部分大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的诱惑中,迷失自我;网上交友的游戏态度,导致其社会责任感大幅度下滑;或者利用网络进行网上盗窃、诈骗、数字破坏、网络病毒、网络恐怖等一系列不道德的甚至于犯罪的行为,导致道德人格的沦丧。
      其次,开放的网络文化导致大学生实体交往能力退化。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群体,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完整的沟通方式,使得他们非常关注自我,往往崇尚独立、自主,追求个性。大学紧张的学习和生活压力,使得他们精疲力尽、情感压抑。由于缺乏与人交流的正确方法,他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情感交流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的虚拟空间恰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宣泄,体验网络交往的特殊情感。网络文化五彩缤纷,没有时空感和压抑感,容易使大学生产生对其他任何事物都不能产生的亲密感。这就使沉于网络交往中的大学生真实的社会交往能力下降,实体人际关系萎缩,甚至会诱发其退缩型人格障碍。
      再次,多元化的网络文化导致大学生价值取向模糊。网络文化体现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平等性、无权威性。“长时间以来,分权(de-centralism)的观念备受称道,但是实际去做的时候,却寸步难行。互联网络提供了全球性的交流通道,可以不受任何新闻检查的钳制……”[1]与传统媒介相比,网络的开放、自由、互动更体现了文化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迎合了大学生崇尚民主的价值观,同时也对大学生道德人格产生影响。事实上,互联网产生于美国,所使用的语言技术都来自于美国,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占据明显的网络优势。而且,网络空间没有主观责任机构,用户的发展和使用没有限制,对网上的信息难以追查其真实来源和核实其可靠程度,这使得网络文化容易为各种不法分子和敌对势力所利用,形成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入侵。
      2.网络道德人格的塑造
      应对网络文化的冲击,大学教育应注重塑造大学生的网络道德人格。网络道德人格是“网络人”的道德范型,它的培育主要由三方面展开。一是将真实生活的道德准则移入虚拟世界。康德认为,在自然界中,全部现象都以自然律为基础;而在实践领域,人却可以自觉遵循理性自身的法则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获致普遍的道德意义,最终实现人的本质自由存在。“道德就是一个有理性的东西能够作为自在目的而存在的唯一条件。”[2]网络社会是人们的实践领域,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同时也受道德法则的支配。“网络人”应是理性的存在者,其理性的职责就是对道德法则的自我领悟与自觉遵从。摆脱感性的束缚,网络社会中的大学生应由真实生活的道德准则来规约,具体而言就是要遵循最小授权原则。即在网络中获取资源的手段要正当,而不越权获取不应得的资源;在网络中话语运用要适当,而不应越权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否则会被取消授权。二是链接实体交往的便捷路径。沟通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渠道,构建循环于网络内外的“真实――虚拟――真实”的人际交往链条,使虚拟交往与实体交往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把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制作成网页,其直接指向是生动的校园实践。使网络交往成为大学生实体交往的中介,避免大学生沉湎于虚幻世界之中。同时,创造条件组建网络学生社团,引导大学生进行网络创业,培育网络合作精神;引导大学生学会驾驭网络信息和网络资源,确立网络社会的主体地位,培育网络主体意识,锻炼走出网络社会、融入现实社会的能力。三是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空间。建立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的网上党校、网上团校,组织网上支部生活;开通校园BBS红色论坛,对校园热点、焦点问题开展讨论,通过引导,增强网络社会的正面声音,以正确的网络舆论影响大学生。
      
      二、大众文化的影响及社会道德人格的塑造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觉醒,在市场经济中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使文化从金字塔里走出来,它的开放性、宽容性及其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打破了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封闭性、狭隘性、单一性。它肯定人的感性欲求的合理性,使文化成为人人都可以参与欣赏的东西。同时,通过文化的产业过程,它已成为当今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大众文化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统格局,影响着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发育。
      1.大众文化的影响
      首先,商业化的大众文化冲击着大学生的道德导向。在中国,大众文化一开始就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力量出场,它有力地冲击和消解了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打破了主流权力话语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得文化从单一的教化文化向多元的大众文化发展。这不仅有着某些思想解放的意义,促进了文化民主化的进程。而且,也使大众文化成为意识形态合力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并在商业规则驱动下,对大学生道德导向产生剧烈的冲击。
      其次,标准化的大众文化销熔着大学生的道德继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大众文化实质是一种“文化工业”,“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3]由于批量生产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一些满足大众感官娱乐享受的文化产品,被迅速而大量的拷贝。作为受众的大学生,在一种仿真的幻影中,感受着高科技手段所赐予的种种新奇刺激,却在享受它的同时被它轻易地销熔着传统道德文化的许多基本准则,销熔着自己应有的道德尊严和道德品格。传统道德文化继承的空缺,最直接的效应是大学生正义感、是非观和价值尺度的失落。在大众文化的统治下,大学生丧失了批判意识,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能力,道德人格渐渐趋向片断化、卑琐化。
      再次,通俗化的大众文化消解着大学生的道德追求。日常生活是相对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视野之外的个体生活实践而言的,是最接近其本真存在的形式。随着大众艺术与日常生活界限的消失,文化日益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相接合。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是媒介人角色在这方面起了推动作用。新时代的电影明星、歌星、主持人、模特、记者、艺术家、广告人等媒介人,通过媒介化的“偶像崇拜”及其生活方式、传记、访谈、影像等途径,对大学生的生活范式和审美趣味进行诱导,使生活风格化和审美化,实现了大众文化与大学生日常生活的接合。艺术的权威受到了质疑,艺术不再承担对日常生活加以启迪和拯救的责任。通俗化的大众文化不能彻底解决大学生的生活困境和理想困境,由此带来新的问题和消极后果。
      2.社会道德人格的塑造
      应对大众文化的冲击,大学教育应注重塑造大学生的社会道德人格。社会道德人格由社会文化的生命质素凝练而成。它具体表现为精神自我对肉体自我的超越,其实质是人的社会性对个体性的超越,是个体价值认同向社会理想转变的深层动力。大学生不仅要认识到自己的个体存在,还应认识到自己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存在,承担着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社会道德人格培育的关键是文化的“植入”,它应沿着“三维”模式有序推进。一是红色文化的正向植入。红色文化形成于中国革命实践,承载着先辈的革命精神。在大学推广“校园红歌会”大型文化活动,把红歌唱响校园,使红色文化深入人心;进行多样性的红色策划,开展体验式的活动。创作校园红色剧目,让大学生登台表演,强化宣传效果。举办红色文化知识有奖竞猜活动,激发大学生的知识兴奋点。二是警示文化的反向植入。人生经历的挫折,社会现实中的阴暗面,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思想,反面人物,社会生活中的事故、灾难。这些人物和事件暴露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变异和矛盾,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成因,有利于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完善。在教育实践中,通过播放电视录像,举办展览,开展“走进少管所”等多种方式的警示活动,以触目惊心的事实,使大学生的心灵受到震撼,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三是劳动文化的立体植入,就是鼓励大学生参加到劳动实践中来。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美德的养成,“正如其他技术一样,我们必须先进行实践活动,才能获得这些德性。……我们做公正的事情才能成为公正的,进行节制才能成为节制的,表现勇敢才能成为勇敢的。”[4]大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往往是书本上的,缺乏置身其中的真切体验。劳动涉及各种社会关系,是大学生认识自我、理解社会的桥梁。在劳动中,大学生感受社会变革,与群众直接对话,从活生生的典型事例中受到启发,使思想得到升华,社会使命感得到增强。
      
      三、消费文化的影响及日常道德人格的塑造
      
      对于中国大学生而言,消费文化一方面迎合了他们的消费特质,为他们提供了文化解放的机会。同时,消费文化又以其强大的影响力改变着大学生的文化品格。受到全球消费文化的影响,中国大学生的消费方式日益突破传统和常规,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并因而引起其道德人格的嬗变。
      1.消费文化的影响
      首先,消费文化的物欲泛滥导致大学生的非理性消费。当代中国,体现消费主义观念的种种文化产品大量上市,消费文化逐步蔓延开来。它所塑造的社会“成功人士”形象,不仅获得了大学生的广泛认同,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幻象。在这一文化幻象中,“成功”的含义被扭曲了,人生价值的丰富性被单一化了,它标榜高消费的奢华,而从不具有任何道义、责任的指涉,诱发着大学生的“夸示消费”。这种“夸示消费”实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其目的不在于“消费”,而在于“夸示”。在它的导示之下,消费构成渐渐成为大学生身价的标志和人生意义的象征,而其它实用性要求、审美要求则变得无关紧要。在感性认知支配下,大学生表现出非理性消费的文化特征。其次,消费文化的个性张扬吞没了大学生的真实自我。现代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使消费文化成为一种“没有规则只有选择”[5]的文化。它预先否定一切可能的规则的正当性,强调通过消费方式来造成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从而张扬与众不同的自我,凸显自己的个性和身份。正如费瑟斯通所言,“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人们已从宣扬自己的美德转变为宣扬自己的个性人格。”[6]反映在消费方式上,大学生总是试图通过所购物品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品位。商业炒作利用大学生追求新奇和个性的心理特征,不断以新款、新品煽动起大学生的消费热情。由此,大学生的消费欲望不断地受到刺激,导致他们的竞相攀比和模仿,个性消费最终却归依于流行风尚,从而符合某种社会的或群体的认同。最终个性品位从流行潮流中退却。再次,消费文化世俗化的胜利导致大学生的道德意义式微。英国社会学家唐・斯莱特解释了消费文化,“消费文化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是现代西方的文化,它对于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实践,当然是处在意义的中心。它普遍联系着界定西方现代性的那些核心价值、实践和制度,诸如选择、个人主义和市场关系。”[7]消费文化以货币的价值绝对化为前提条件,文化商品被赋予了与身份、地位、品味、荣耀等抽象概念相关联的货币荣誉法则,这使得消费行为变成一种象征符号。占有财富即会获得荣誉,而不必审视过程的正当性或非正当性。在世俗化的追求中,一切神圣和崇高的东西被消解和颠覆,导致大学生的道德意义式微。
      2.日常道德人格的塑造
      应对消费文化的冲击,大学教育应注重塑造大学生的日常道德人格。日常道德人格在本质上是个体的。个体日常道德人格的培育,需经过由他律向自律的两个环节的路径转换。其一,大学道德教育理应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守则教育。现代社会中的道德权威已经不再是神或类神的圣贤,而应该是与健康的个人生活相一致的价值观念。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道德教育更多地行使价值引导的功能。它尽管具有超越性的追求,但这个追求的起点却总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因此,校园规章应遵循道德教育规律,建立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罗家伦先生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后,推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无论男生、女生,平时一律穿着制服,校长与教务长常以着制服为表率。这种在细微末节处的守则教育,比起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和重大项目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关注这些细节,却是大学教育从习惯层化育大学生的道德人格的他律路径。
      其二,大学道德教育还应追求从他律走向自律的更高境界。康德认为,他律是指意志由其他因素决定,如环境、爱好、幸福、欲望的驱使,不受神意、天命良心的支配。意志并不是简单地服从法则,“他之所以崇高,并不由于他服从道德规律,而是由于他是这规律的立法者,并且正因为这样他才服从这一规律。”[7]这现实生活中,道德也不应是按照指定的方式行事,而应是人自愿向往的规范和自愿接受的限制。这就需要一种道德推理能力。柯尔柏格认为,“因为道德推理显然也是一种推理,较高的道德推理依赖于较高的逻辑推理。个体的逻辑阶段与其道德阶段是并行不悖的。”[8]道德其实是一种推理,道德推理以道德认知为前提,具体包含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过程,是摆脱道德蒙昧、进行道德自律的工具。道德自律是对道德理想的笃信,其主要方式是道德的知性启迪。《中庸》言,“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即指人格修养与学识修养密切相关。大学生道德自律的基础是道德知识,它使大学生借助于道德自智与反思,通过修诚慎独、自省自讼、省察克治、格物致知等日常践行,使自己具有辨是非、明义利、知止定、统知行的意识,形成理性的道德智慧,唤醒自身内在的道德情感,形成一种抵御非道德因素的坚韧力量,抑制知行不一的“两面人”和只懂专业知识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等异化人格的出现,使道德人格真正走向自主而自制、自为而自由。
      
      参考文献
      [1]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269.
      [2][8]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4-59.
      [3]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13.
      [4]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 [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1.
      [5][6]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122,167.
      [7]Slater D. Consumer Culture and Modernity[M].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7:8.
      [9]KOHLBERG L. The psychology of moral development (Vol.2)[M].San Francisco:Harper & Row,1984:171.
       [责任编辑:庞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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