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会计舞弊成因分析|2019年新政府会计制度
时间：2018-12-23 12:49:5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自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制诞生以来，会计信息因作为企业产出替代变量而成为股东对经理人激励、约束的主要依据。由于企业管理层的“内部人”道德风险，会计舞弊及其治理始终与各国经济及证券市场的发展相伴而生。本文从经济利益驱动、体制环境、公司治理、文化背景等角度剖析了企业会计舞弊的成因。
关键词：会计舞弊 成因 分析
一、引言
会计舞弊一般是指企业管理当局(包括管理层、治理层以及关键员工)为了其自身或第三方获取不当或非法利益，违背会计准则等相关法规规定，对会计信息进行篡改或虚构的故意行为。自两权分离(委托代理)范式的现代公司诞生以来，由于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活动只可观察其结果而观察不到活动本身(Arrow称其为“隐藏行动[Hidden action]”，1985)，会计信息作为企业产出替代变量(可观察的结果)便成为股东对经理人激励、约束的主要依据。由于具有信息优势的企业管理层的“内部人”道德风险，会计舞弊以及对舞弊防范、治理始终与各国经济以及证券市场的发展相伴而生。对会计舞弊动因的剖析，国外已有冰山理论、舞弊三角理论、GONE理论、风险理论等丰富的研究成果。黄世忠研究安然事件后总结了包括华尔街本末倒置的盈利预期、扭曲的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流于形式的独董督导模式等滋生财务舞弊的七大病因。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认为虚假报告的动机主要包括：迎合市场预期或特定监管要求；牟取以财务业绩为基础的私人报酬最大化；偷逃或骗取税款；骗取外部资金；掩盖侵占资产的事实。本文分析认为，企业会计舞弊的成因主要包括经济利益驱动、体制环境不完善、公司治理缺陷等方面。
二、企业会计舞弊成因分析
(一)经济利益是会计舞弊的直接动因
股票期权、融资、操纵股价、侵占资产等经济利益是会计舞弊的直接动因。美国公司的会计舞弊常常与其高管人员的期权制度密切相关。股票期权曾一度被誉为美国激励机制的创举，甚至被称为“自公司制之后资本主义的第二次制度革命”，许多公司治理专家认为这是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利器。《商业周刊》2002年发表了题为“关于利润的痛苦真相”的文章，指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所创造的利润，大部分被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以股票期权的形式所瓜分，经济繁荣的真正受益者是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而不是股东。股票期权在推动美国经济繁荣的同时，过分扭曲的激励机制也为管理层会计舞弊埋下诱因，众多公司陷入“目标激进――扭曲激励――数字游戏”恶性循环怪圈。安然、世通、环球电讯等经营者，其会计舞弊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将所持股票期权及时套现。我国企业IPO必须满足连续三年盈利条件，配股再融资也要求公司前三年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或6％的相关规定。一直以来，“将企业成功包装上市圈钱”在国内被地方认为是造福桑梓的好事。在这样的观念下，企业当局、政府部门以及中介机构等协同舞弊侵害公众投资人利益便时有发生。有资料显示，1997年在755家上市公司中，净资产收益率在10％-11％的家数占比例高达28％。1999年证监会修改了配股条件，要求净资产收益率三年平均在10％以上，但最低不得低于6％，结果当年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低于10％，但低于6％的却屈指可数。林舒、魏明海的研究表明，截至1997年，公司上市前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过度包装。年报业绩的10％、6％资格线现象、公司发行筹资后随即“变脸”等，都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上市公司为了融资而进行会计舞弊的普遍性。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直接关系证券市场股票价格的涨跌。公司每股盈余的细微变化常常引起股票市值的巨大波动，证券市场市盈率对财富数十倍的放大效应更增加了企业管理层“编造数据”的压力。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为了配合庄家炒作本公司股票，维持股价或使股价达到预期波动水平，往往通过会计舞弊，借助不实的财务信息来达到其目的。“琼民源”、“中科创业”以及“东方电子”等公司，会计舞弊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配合庄家操纵二级市场价格并从中牟利。公司管理层通过会计舞弊手段掩盖侵占公司资产。除了通过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等形式违规长期直接占用上市公司巨额款项之外，控股股东或关联方(包括形式以及实质关联方)还常常通过上市公司为其违规提供担保、账外融资等方式变相侵占上市公司资产。上市公司为了掩盖“内部人”变相侵占公司资产的行经，往往采取舞弊手段隐瞒事实真相。由于经过刻意的舞弊掩饰，常常到“纸包不住火”、“东窗事发”之时，才惊曝公司巨大的财务漏洞。
(二)体制环境不完善是会计舞弊滋生的温床 我国目前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经济的市场化、法制化等因不能一蹴而就而有待逐步完善，体制环境的缺陷是滋生会计舞弊的温床。以企业发行上市为例，从2000年之前的政府审批制到目前的核准制、再到将来的注册制度，我国对证券发行及监管是一个市场化改革逐步完善的过程。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监管在企业IPO中仍具有相当的“话语权”。为此，企业为了能够顺利IPO，难免“跑部钱进”。政府官员及国企高管(实质也是官员)的道德风险导致权力寻租、“监管合谋”，进而引发不少公司通过会计舞弊等手段“欺诈上市”。施蒂格勒分析的“管制俘虏理论(caplure theory)”，证明很多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到最后都变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总是会找到更多的借口，建立起更多的规则，利用政府赋予的合法权力来创造出更多的管制来。有资料显示，虽然我国企业上市名义筹资费用低于美国水平，但是企业实际上市的成本并不低。发行环节的受益者分布于两极：一极是很幸运取得上市资格的发行人，另一极是合理程序之外的寻租市场。在“国退民进”的企业改制过程中，一幕幕低估、贱卖国有资产的败德行经必然要通过会计舞弊来伪装。“国退民进”的企业改制，在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也成就了少数亿万富豪。很多人在抨击“企业家”巧取豪夺、贪得无厌之时，却疏漏了政府监管的责任。“自卖自买”的企业改制方案之所以能顺利实施，通过政府监管审批乃是它的必要前提。某些政府官员的私欲膨胀以及“政绩”驱动，使得企业管理层串通少数政府官员自然要比说服广大职工及社会公众要容易得多。在“改革”招牌的掩护下，“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着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更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的改善令人担忧。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坦言，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存在“内外勾结、低估贱卖国有资产”等突出问题。而国有资产的“低估贱卖”除了通过对“会计报表”作假伪装蒙骗监管审批外别无它途。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胡汝银认为，在证券市场上，大量的国有股使政府成为最大的市场参与者。对证券监管机构来讲，受制于政府又要管制政府，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监管者的坚牙利齿被包了起来，证券监管过程成了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企业管理层是地方经济发展有功之士，尽管他们采取欺诈、舞弊等手法骗取了上市资格，但其在地方政府官员眼里是功臣。有报道分析“麦科特铁案被辩无罪”个案后认为，证券监管一定程度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经济跟政治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企包装(舞弊)上市(解困)以及巨额配股融资等的决策审批， 其背后则体现某种程度的政府意志或行为。
(三)公司治理缺陷等给舞弊者以可乘之机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对企业经营者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又称直接控制。OECD认为，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llallce)结构是一种据以对工商业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诸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害相关者。并清楚地说明了决策公司事务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同时还提供了一种结构，使之用以设置公司目标，也提供了达到这些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广义的公司治理还包括外部治理，即通过竞争的市场所实现的，如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市场、资本股权市场以及外部审计等。李明辉、曲晓辉(2003)所做的问卷调查及分析表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是虚假财务报告的最主要原因。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外部治理机制薄弱。我国还没有形成英美治理模式那样以法制为先导的发达的市场控制机制，包括独立董事制度、经理人市场、用脚投票以及市场并购机制等。二是虽然我国上市公司或企业“一股独大”、股权结构历来普遍集中，但也未形成类似德日公司的有效的组织控制机制。这样导致的“委托一代理”链条冗长(含有官员败德风险等)、所有者缺位或缺乏有行权能力的股东等公司治理缺陷在我国企业中尤为突出。公司内部治理是一个完整体系：股东(大会)的行权能力是治理结构的基础；组织治理就是在两权分离条件下达成所有者与经营者激励相容；决策治理结构是保证经营者决策科学、有效；内部控制制度是将所有者资本保值、增值目标，以及经营者的经营决策在公司各个层次得以落实的体系。由于我国企业既缺乏外部发达的市场控制机制，内部治理因为所有者缺位、激励及决策机制不完善等又没有形成有效的内部组织控制机制，加之沿袭传统的集权思想，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宗法等级观念使得对“一把手”难以形成有效监督，“一支笔”助长“一手遮天”使内部控制制度形同虚设。巴林银行、郑百文、银广夏、中航油等这些曾经辉煌的企业顷刻坍塌，原因就是被人们称为现代企业稳健发展的“稳定器”――内控制度在这些企业成了一纸空文。法律责任机制不健全是我国企业会计舞弊泛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对一些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案件久拖不决等，使我国对企业会计舞弊行为缺乏有威胁力的法律惩戒机制。此外，从会计监督角度分析，内部监督由于公司治理缺陷使得其屈从于单位“一把手”的淫威而缺乏有效的制度制衡；社会监督因注册会计师的有限责任、所面临法律诉讼风险极低等而流于形式；政府监督由于贪腐、部门利益以及政企不分等体制缺陷使其难以充分发挥监督功效。由此可见，公司治理结构缺陷、内部控制薄弱、法律责任机制不健全以及会计监督乏力给会计舞弊打开了方便之门。
(四)会计信息有效需求主体缺失使舞弊缺乏约束 从本质上讲，会计信息质量的形成过程是外部利益相关者(信息使用者)的需求质量与内部利益相关者(管理层)的供给质量经过多次博弈，实现某种利益均衡的过程，也是会计信息需求质量与供给质量双向逼近的过程。我国会计信息的主要需求主体――政府、投资者、债权人、会计师事务所还不是真正基于市场的需求主体，从而失去了一支能有效约束、监督会计信息供给质量的市场力量。会计信息有效需求主体的缺失是会计舞弊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作为最大的会计信息需求主体，其发展经济、行政权力、产权代表等多重角色。弱化了其成为真正的信息需求主体。我国企业“一股独大”的控股股东实质上是会计信息的幕后操纵者而非两权分离条件下真正的外部信息需求者。资本市场上中小股东的“搭便车”以及投机性偏好，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信息需求者。作为最大的债权人，银行由于管理机制僵化、风险意识淡薄、政府行为严重等，使其也难以成为真正的信息需求主体。此外，我国企业的年报审计、验资、年检等审计服务的需求主体主要部门是政府监管机构，而非真正的市场。因此，获得这些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并“取悦”于他们是会计师事务所能否取得市场份额的关键。再者，注册会计师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服务所面临的重大法律诉讼的风险极低，也使会计信息供应链条上的最后把关者对会计舞弊疏于防范。
(五)成就商业帝国梦想使管理者铤而走险 许多企业管理层都希望将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都有非常强烈的扩张、增长欲望。但是传统的产业盈利模式已经很难满足其快速营造“商业帝国梦想”的冲动。通过购并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营运成本，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快的增长。许多企业已经把并购作为最佳利润增长点。并购已成为中外经理人实现其“商业帝国梦想”的不二法门。贝多广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大多数美国企业的并购案例都不成功，或者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虽然，并购当初的规划都是美好和诱人的，也的确存在1+1>2的可能，但现实总是与理想有很大的差距。”郎咸平认为，“中国企业不能做大做强”，“在一个竞争激烈环境里，企业试图通过做大而做强，它的命运就是一个失败的开始。要做大就可能造成成本失控，我到今天几乎没有看到哪一家企业是通过做大而做强的”，“我只看到做强才能做大”。正如专家所述，大多数企业并购案例并不成功，也鲜有企业先做大而后才做强的。世界通讯等一些公司舞弊案一再警示人们，超常规的发展往往成为财务舞弊的诱因。帕玛拉特的舞弊主要原因也是掩饰因过度并购而不断扩大的资金缺口。盲目扩张或并购的失败，加大了管理层财务经营的压力。为了避免经营业绩滑坡以及防止“戴帽”或退市，管理层不惜采取欺诈、舞弊手段铤而走险。
(六)文化中消极因素强化会计舞弊的动机及后果 亨廷顿(2000)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文化是一种惰性力量，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张岱年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指出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有“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协和万邦与征服世界、和谐与斗争”四个方面。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管理模式能否移植，这就是管理学中的著名争论――收敛与发散争论(convergenee vs divergence debate)。收敛假说认为，合理或有效的企业经营模式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并不受文化的影响。发散假说则认为经营管理镶嵌(embeded)在地区或国家的文化背景之下，任何有效的经营模式都会因文化而异。霍夫斯塔德(GeertHofstede)从文化差异角度对组织进行研究认为，民族文化对雇员与工作相关的价值观和态度起着主要影响。Sidney Gray以及John B MacArthu等的研究认为存在会计文化价值，即文化差异导致在会计偏好方面的不同价值取向。刘骏认为，文化是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基础性约束，它通过对会计规则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行为的作用来影响和制约会计信息质量。笔者认为，文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在特定条件下会纵容、强化会计舞弊的动机及后果。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内部逻辑包含会计舞弊的抑制机制，对这个观点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社会和文化结构中都包含主体、关系、地位等要素，而其中的关系和地位本身就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约束和激励机制。企业会计舞弊行为在任何国家都有发生的可能性，但不同文化背景下会计舞弊的形成机理和发生强度却不尽相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风险偏好型与风险厌恶型文化，大权距与小权距文化等，前者与后者相比则更容易出现会计舞弊行为。
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本主义，曾经从中国儒、道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埃兹拉・沃格尔认为，由个人主义造成的“美国病”应该用“东方药”来治，西方国家及民族应该学习东方国家的团体主义精神。透视美国的安然、世通以及欧洲的帕玛拉特等会计舞弊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其崇尚个人主义的成功文化背景所留下的烙印。同样，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唯命是从、唯上是举的宗法、皇权思想，集权式的社会权力安排，使得对形形式式的“一把手”监督形同虚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会计舞弊的蔓延。
无论西方文化或是东方文明，其实都有其精华与糟粕。我们正面临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变革和动荡的时代，整个社会信仰匮乏，功利、浮躁现象严重。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吸收西方文化精华，树立诚信、守法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必将为治理会计舞弊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编辑 聂慧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