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书的成因及其文献价值]文献中伪书的名词解释
时间：2019-05-15 03:25: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提 要：中国古典文献中，伪书的价值与伪书的成因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一般而言，因尚古而产生的伪书，其文献学价值本身并不“伪”；因党争而产生的伪书存有大量党争发生时期的政治、文化信息；因学争而产生的伪书则常常兼纳造伪者与被造伪者的思想观念。因尚古、党争和学争而产生的伪书，其文献价值一般大于其它原因产生的伪书。
关键词：伪书 尚古 党争 学争
研究中国古典文献，辩伪是一门不可不掌握的功夫。郭沫若先生说过：“无论作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紧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但材料的真伪或者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危险。因为缺乏材料，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有害。”（1）那么，中国历史上何来那么多的伪书？伪书是否有其特殊价值？伪书的价值与其成因有何关联？
古文献学者一般认为，所谓伪书，无非是指那些年代不实、
作者不真或者内容造假的古典文献。比如，西汉时期，朝廷典藏不足，武帝及其后诸多皇帝多有诏求遗书于天下者，于是有人假造文献请赏谋财，欺世盗名。一个叫张霸的人，伪造了一部102篇的《尚书》，幸好当时就被揭穿。如果当时不被揭穿，那么，这部张霸版的《尚书》便会在从此以真书面目示于世人，说不定直到今天还被当作真书奉于高阁。这是一个典型的伪书制造，其作者不真、年代不实、内容造假三个特征同时具备：《尚书》相传（仅是相传）由孔子编纂而成，而张霸版的《尚书》真实作者只能是张霸；《尚书》成书何年已无可考，而张霸版的《尚书》自然成书于张霸造伪之年；真本《尚书》在内容上自然不会是张霸伪造的102篇内容。以谋财为目的伪造文献者，应当历代都有，但谋财不是伪书的重要成因，甚至也不是主要成因。中国古典文献浩如烟海，其中伪书多多，伪书的成因同样多多，比如尚古观念，比如政治斗争，比如文献补亡，比如学术争斗，比如好事妄为，都可以成为伪书产生的原因。伪书虽伪，自有其文献价值，而其成因与其自身的文献价值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
尚古。
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形态上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划分，是针对欧洲而言的）发展进程中，厚古薄今的观念一直强烈地影响着学界及其他社会各个领域。一些文人为了使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产生影响，受到重视，扩大传播，常假托古人之名著书立说。这种风气秦汉时期尤其盛行，对后世影响很大。《淮南子·修务》上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之人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想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于是便有了儒家借重尧舜，墨者假托大禹，道学依仗黄帝、老子，等等，不一而足。再具体一点说，《易卦》托名伏羲，《本草》托名神农，《内经》托名黄帝，《周礼》托名周公，总之都是托名，无私地把自己的“著作权”让于古人。
除了借助人们的尚古心态，托古者有无他想呢？可以推测出如下几种情形：一是有道无我，大公无私，著书为道者达到了“功成何必是我”的人生境界；二是利益趋动，把著作权让给古人能换来更大的好处；三是被迫而为，把自己的想法著上古人的名号，有个什么让统治者不满意的地方，也好往古人身上推责任，以保全自家安全；四是有心理上的疾病，本人尚古，因而专好托古为道。除此四条这外，似乎再难找到别的原因。不管怎么样，托古，是因为人们尚古，否则著书为道者没有必要托古。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尚古之风是如何产生的？托古者因尚古而托古，尚古者会不会因为有人托古而更加尚古呢？托古者本身是不是就是尚古者呢？比如儒家，其学说之所以借理尧舜，并非完全是因为先秦有尚古之风，更多是因为孔子本人就有近乎病态的尚古情结。众所周知，孔子缘于对社会秩序的关怀,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借助古制传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一点在《公羊传》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论语》中亦表现得非常突出。可以认为，孔子是尚古者，也是托古者，更是尚古之风的推波助澜者。对于此种因自己有着尚古病态而托古为道者，我们似乎更应当理智地辩识其著述中的史料的真伪，而不能因某一《论语》之类属于“善本”而忽视其本质意义上的伪书特征。具体而言，我们不能把孔夫子本人对尧舜、对周文王周武王的评价不加辩识地作为研究尧舜文武的可靠史料，对于其中伪诈之处，还是多有警觉的好。至于《本草》托名神农，《内经》托名皇帝，我们倒是可以理解作者的苦衷，同时对文献本身的内容持信任态度，因为作者虽伪，内容却很难不是真的，毕竟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更易于通过实践检验。如果其内容靠不住，这类著述是根本没办法流传下来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作“伪中有真”，同时也可以把前面说的现象叫作“真中有伪”。要很好地辩伪，对于真中有伪和伪中有真现象，不可不察。
党争。
学人说到因党争产生的伪书，多半要提到《周秦行纪》。然而，“贾黄中以为韦瓘所撰。瓘，（李）德裕门人，以此诬僧孺.”（2）。“韦氏”为什么要“以此诬僧儒”？牛李党争之故尔。作为李德裕的门人，为恩师或者主子谋害一下政治敌手，最好的手段莫过于栽赃了。那么，如此产生的伪书便毫无史料价值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只要我们把牛李党争和《周秦行纪》联系起来研究一下，对当时的政治文化形态必有一些深层次的感悟。
唐宪宗年间，政府在长安举行了一次选拔人才的考试，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朝政，因此深得考官赏识。考官认为此二人有胆有识，堪为大任，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却不喜欢牛僧孺、李宗闵，因为他们批评朝政，揭露的恰恰是他李吉甫的短处，于是李吉甫对唐宪宗说，这两个人（牛僧孺、李宗闵）与考官有特殊关系，是考官在任人唯亲。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就自然没有受到提拔重用。不料，事一传开，朝野哗然，有良之士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大骂李吉甫嫉贤妒能。不知是迫于压力还是有所醒悟，唐宪宗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如此一来，朝臣便分成了两个对立派。但此时李德裕、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所以“牛李党争”一时还没有拉开战幕。
正式的党争开端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当时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一场科考下来，出现了三个身份特殊的人物，一个是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一个是杨汝士之弟殷士，一个是宰相裴度之子裴撰，此三人等皆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录取工作肯定有“不正之风”。穆宗就此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这些人也都说段文昌所揭发的都是实情。穆宗便派人搞了一回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从此双方加深了仇怨﹐引起各分朋党，交相倾轧。李宗闵虽也姓李，却是牛（僧孺）党一派，一场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就此在大唐朝的政治舞台上拉开帷幕。
唐穆宗长庆年间(821年－824年)，牛僧孺出任宰相，利用手中权利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牛僧孺则强令其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唐武宗时(公元841－846年)，李德裕出任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闵放逐于南方。唐武宗死后，唐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李党全遭罢斥。就这样“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直到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今海南三亚西北），不久忧郁而死。
牛李党争的实质原因是牛李之间政治利益和治国理念上的冲突。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除了政治利益，两党还存在在严重的政治分歧：一是如何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而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通过门荫取士，李德裕称，公卿子弟从小就熟悉官场，容易掌握做官的本领；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要坚决平乱，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力主怀柔，以安抚手段稳定边塞。谁是谁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一切，于《周秦行纪》有所体现吗？
《周秦行纪》是以第一人称手法创作的短篇小说，其大意为：“我”在德宗贞元间举进士落第﹐经洛阳回归故里﹐过鸣皋山时﹐因暮色苍茫而迷路﹐被一股异香引入汉文帝之母薄太后的庙。薄後亡灵召来包括戚夫人﹑王昭君﹑潘妃﹑杨贵妃在内的前朝及当朝帝王的妃子宫人与之宴乐赋诗。席间﹐薄太后询问当今皇帝为谁﹖“我”说是德宗皇帝。因德宗为代宗与沈后之子﹐所以杨贵妃戏称德宗为“沈婆儿”。酒後﹐薄后又令王昭君陪“我”寝宿。第二天早晨，“我”起身辞去﹐回首望去，见“荒毁不可入﹐非向者所见矣”。
一般认为，周秦行纪对牛僧孺构陷处，无外乎“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将有意於‘狂颠’。及至戏德宗为‘沈婆儿’﹐以代宗皇后为‘沈婆’﹐令人骨战﹐可谓无礼於其君甚矣﹗”（李德裕《“周秦行纪”论》）。但笔者以为，李德裕门人即要用文章构陷牛僧儒，首先要让文章看上去确是牛僧儒所写，且文章中“无礼于君甚”和“欲证其身百人臣相”的证据内容要充分，要可信。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可以由这篇著名的构陷小说中看到以下文献信息：
1唐人虽“有意而为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唐人小说与唐人散文还没有严格的界限，所以小说中的“我”有时可以视为作者本人，因而唐人小说至多可以被视散文体小说，也可以直接被视为散文。
2散文体小说在唐朝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否则以牛僧孺的身份，没有可能写散文体小说，而如果牛僧孺没有可能写这样的小说，政敌也就不会用这样的办法构陷于他。事实也正是如此：牛僧孺所撰的唐代传奇小说集《玄怪录》，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受到极高的评价：“选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玄怪录》。”
3唐王朝对艳欲小说持一种相当宽容的政策，以至于前朝及当朝皇帝的母亲、宠妃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出现在小说里，成为小说主人公的艳欲，身为当朝重臣的牛僧孺也完全可以这么写。这种宽容也许正是大唐繁荣“娼”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时文人学子狎妓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4唐王朝面临的社会矛盾除我们通常所说的阶级矛盾外，还包括“牛李党争”式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包括涉及外交的民族矛盾。《周秦行纪》里王昭君神秘出现并且陪牛僧孺“持寝”、第二天早晨“垂泣持别”等情节，不能不说是对牛僧孺“里通外国”的一种暗示性判决，与牛僧孺对吐蕃的怀柔、绥靖有了某种暗合；
5“文斗”是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开展政治斗争的一个得要形式。以文章特别是以《周秦行纪》式的小说之类攻击、构陷政治对手，恰好说明当时的大唐王朝对文化特别是对文学有着格外的重视，也说明大唐时期文化的繁荣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
6李党虽然主张通过“门荫”取士，但从其门人所做之《周秦行纪》上，对于文化和文学也持相当程度的敬重态度。《周秦行纪》篇幅不长，情节和人物也都很简单，但文字洗练，气度平和，没有足够的文学修养是写不出来的。
学争。
学派、门户之争，也可产生伪书，比如曹魏时期王肃伪造的《孔子家语》。东汉末年，郑玄作为一代经学大师，注释经学无论古今，不拘一格，与其前代学者多有不同。王肃作为晚于郑玄的学者，所注经书也盛行于世，但王肃在很多方面更倾向于郑玄前代学者贾逵、马融等人，对郑玄则不以为然，所以“采会异同，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皆列于学官……肃集《圣政论》以讥短玄”（3）。在集《圣政论》的同时，为了拿出更有力的证据，王肃伪造了一部《孔子家语》，并且对这部自己伪造的《孔子家语》进行了注解。王肃在自序中说：“郑氏学行五十载矣，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孔子之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故特为解，以贻后世之君子也。”这段话有两个意思：一是这本《孔子家语》是孔子的后人提供的，可信度超强；二是书中观点跟我的学说是一致的，是“重规叠矩”的。
在西汉，《孔子家语》确实出现过，但到了东汉已经亡佚，王肃伪造《孔子家语》自然要受到后来者的责难。伪《孔子家语》问世不久，博士马昭便提出这本书是“肃私定以难郑玄”（4）。后来也有诸多学者对其反复考证，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其为伪书。但是，同前所述，伪书自其真实的价值。王肃著此为书，目的是为其学说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就决定了他会尽最大努力把这部伪书做得最大程度地像一部真本。如何才有做到这一点呢？一是最大限度收集有关真本《孔子家语》信息，二是最大限度把收集到的信息和自己的学说进行对接，三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伪造的痕迹。做到了这三点，伪本《孔子家语》的文献价值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了。后代学人虽多认定其为伪书，却非但没有完全抛弃它，而且把它作为一部研究孔子学说和汉代政治的重要文献，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正如今天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真本《孔子家语》消失之后，王本的《孔子家语》保存了最原始和最可靠的关于《孔子家语》的史料，“具有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另外也有人认为王本《孔子家语》是“孟子以前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6）。还有学者考证认为，今本《孔子家语》是孔子的孙子子思负责编纂的（7）。这些看法虽不能推翻王本《孔子家语》的伪书定论，却更能证明作为伪书的《孔子家语》所特有的文献价值。
需要特别肯定的是，王本《孔子家语》对孔子进行了升华，表达出一些更为先进的思想。比如其中的《哀公问政》，又见于《礼记·中庸》，如将二者进行对勘，不难发现《礼记·中庸》语言虽然简练，但明显带有西汉时期的政治色彩。《孔子家语》中“为政在于得人”，到了《礼记·中庸》中却是“为政在人”，“得人”之“人”是“得”的宾语，意思是为政的关键在于得到贤人，“在人”之“人”虽然也是宾语，但这个“人”却 是统治者本身。可以看出，“为政在于得人”近于法治思想，而“为政在人”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人治思想。《孔子家语》中的“尊其能”，到了《礼记·中庸》则变成了“尊其位”；“笃亲亲”、“敬大臣”、“子百姓”、“来百工”几句也分别变成“劝亲亲”、“劝大臣”、“劝百姓”、“劝百工”，这些都反映出西汉政权的中国式封建专制主义特征，特别是把“敬大臣”的“敬”变了“劝”，其奉迎君上的丑态一览无余。至于《孔子家语》中的“举废邦”，到了《礼记·中庸》中成为“举废国”，显然是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于是有学者由此断定，《礼记·中庸》晚于《孔子家语·哀公问政》出生。是不是真是这样，不好定论，但伪《孔子家语》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来的进步性却是非常明显的。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王肃在《孔子家语》中表现出的对于孔子思想的理解更接近于真实的孔子，是汉朝统治者出于政治考虑有意歪曲、肢解孔子的思想。
伪书的成因还有很多，比如泄私愤，又不敢承担其后果，便假托他人之名写本书骂骂某个可恨之人，比如写本有伤当时风化的书，自耻署名，就嫁名他人，比如试图借重名家传自己写的书，于是把自己写的书署上名家的名字，比如臆测文献作者而冒然题名作者，等等。但笔者以为，上述尚古、党争和学争所产生的伪书较其他原因产生的伪书更具文献价值。借用梁启超所说：“这类造伪的人，虽然假托别时别人，我们却不和他这样说，单要给他脱下假面具，还他的真面目。一面指出他伪造的证据，宣布他的罪状，一面还他那些卖出的家私，给他一个确定的批评。这么一来，许多伪书都有用处了，造伪的人隐晦的思想也宣显了。”（8）只要把造伪的思想宣显出来，沿着这个思想顺藤摸瓜，相信是可以找到大量相关的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化信息的。
参考文献：
[1]（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人民出版社，1982，第3至4页）
[2]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三，《宛委别藏》5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3页
[3]《三国志·王肃传》。
[4]《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534页。
[5]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6]庞朴，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
[7]杨朝明，孔门师徒与原始儒家学派的构成，杨朝明著《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台北：台湾古籍出版社，2007。
[8]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华书局，1955年，第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