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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湘西苗族宗教信仰的历史变迁] 苗族的禁忌

    时间:2019-06-02 03:27:1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收稿日期:2011-09-20   作者简介:吴合显(1975-),男,苗族,湖南凤凰人,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吉首大学师范学院讲师,文学硕士,吉首,416000。
      摘要:“巴代”是产生于原始社会并持续至今的一种世俗性原始宗教。在历史过程中,山江苗族“巴代”经历了原生性、分径、破除、衰落、变异等五个阶段。“巴代”信仰的变迁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影响:一方面,“巴代”信仰的变迁意味着苗族原生性宗教的流失,影响了当今社会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巴代”信仰的变迁体现了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混融,还体现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正确认识苗族“巴代”的变迁,有助于了解苗族社会的历史发展。
      关键词:苗族;巴代熊;巴代札;原生性宗教;分径;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B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2-0046-06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山江苗族地区,至今仍活跃着一群被称之为“巴代”的祭祖仪式主持人。苗族“巴代”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价值。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变革和发展,湘西苗族地区的宗教信仰发生了诸多的变化。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笔者的调查访问,就山江苗族“巴代”信仰的历史变迁做一清理,并对其变迁的原因和影响初步加以探析。
      
      一、山江苗族简述
      
      山江苗族地区位于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凤凰县西北部,距凤凰县城20公里。大部分地区海拔都在800米以上,最高海拔可达1117米。全镇总面积为104.2平方公里,共辖21行政村和1个居委会。境内交通极为便利,凤腊、凤麻两条县级公路穿境而过。气候宜人,四季分明,属中亚热带湿热季风气候。2000年退耕还林以来,境内森林资源变得丰富。森林面积占总面积26%,有水杉、杜仲、银杏等多种名木。林产品主要有桐油、油茶、核桃、板栗等。2000年以来,随着凤凰县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山江地区旅游业异军突起。人民生活有所提高,但因自然和历史等原因,全镇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是凤凰县重点扶贫乡镇之一。
      山江苗族自称“果熊”(ghob xongb),是以远古的“果熊果夷”为主体, 融合了三苗、盘瓠两部落中的部分苗族先民。“秦灭楚后, 苗族先民大部分被迫向湘西南山区迁徙, 进入武陵、五溪地区,即今湘西、黔东、渝东南和鄂西一带。”[1]山江苗族应该就是在这次大迁徙中居于此地的。山江苗族地区风俗相对于周边的“熟苗区”更加淳朴,因此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一度被视为“生苗区”。[2]山江苗族地区地处中国南长城边墙的主要防御范围,是著名的“清朝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的导火索燃起地之一。山江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了生活在这片土地的苗族人民独特的宗教信仰。
      苗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经过实地考察,将苗语划分为三大方言,即: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川黔滇方言(又称东部方言、中部方言、西部方言)。” [3]山江苗族属于苗语三大方言的东部方言区。
      
      二、山江苗族固有原生性宗教:“巴代熊”
      
      山江苗族信仰“巴代”。“巴代”(bax deib)为苗族方言,是湘西苗族(东部方言)对宗教祭祖仪式主持人的称谓。“bax”为爸、父亲、祖先、主流之意;“deib”为儿、子、后代、传承之意。“巴代”可意译为主流的传承者。“苗族‘巴代’信仰是自发产生于原始社会并遗存于现代社会的各种原始宗教形式如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的总称。” [4]“巴代”历史上一直存在于山江苗族地区并且与山江苗族人民的习俗和生活融入在一起,“具有血缘与地缘的小群体性特征”。[5]苗族这种原生性宗教信仰,俗称“巴代熊”(bax deib xongb)。“熊”(xongb)为山江苗语,即“苗”的意思。
      在祭祀神灵的对象上,“巴代熊”祭祀的神灵主要有蚩尤祖先和雷公、高山、水井、大树、山洞、湖泊等自然神灵。“巴代熊”主持的祭祖仪式有“椎牛”、“吃猪”、“接龙”、“招亡魂”等。此外, 一些祭祀自然神灵的仪式如“祭雷神”、“洗洞”、“劈树”、“洗屋”、“驱恶鬼”、“吃血盟誓”等均由“巴代熊”来主持。
      在传承和祭祀仪式中使用的语言、服帽衣着上,由于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巴代熊”的仪式内容主要靠口头传承。“巴代熊”用苗语主持祭祀仪式。在一般仪式中,“巴代熊”穿苗族普通生活衣着,与一般人服装没什么两样。只有在重大仪式中,“巴代熊”才穿上特制的服装:青衣对襟衫, 以青丝巾裹头。要求一定是苗族“正宗”的, 不能有一点非苗族文化的服帽衣着因素夹杂其中。[6]
      “巴代熊”在祭祀仪式中所使用的法器,功能在于镇邪降妖, 连通人神之境, 是通向神灵世界的必用器具。[7]“巴代熊”所使用的法器有: 竹柝、铜铃、卦、烧蜡器、祖师棍(蚩尤棍)。“巴代熊”的这些法器大多数都是直接取材于大自然。
      综上,“巴代熊”祭祀的神灵、服帽衣着、语言、法器体现了原始宗教信仰特征。“原始宗教是与后世人为宗教相对而言,处于初期状态的宗教。它存在于人类原始社会之中。原始宗教包含的内容很广,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甚至古老的巫术活动,都是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和范围。” [8]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由于生产力和认识能力的低下,苗族产生了最原始的宗教——“巴代熊”。笔者认为“巴代熊”是苗族的根本宗教,是苗族宗教信仰的主流。
      
      三、山江苗族原生性宗教内部分径的另一支系:“巴代札”
      
      长期以来,“巴代熊”单一原生性宗教一直为苗族主体大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的实践能力的提高, 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意识的改变, 对本身固有的“巴代熊”原生性宗教内部进行调整和新的适应, 融入了新的外来文化因素,产生了“分径”。由于苗族没有文字,加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个民族又处于不断迁徙之中,所以这种宗教“分径”的具体时间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通过查阅文献,笔者认为山江苗族“巴代”原生宗教内部“分径”有两个主要因素。(1)从外部因素上看,虽然山江苗族被南方长城边墙与汉族和“熟苗”区隔离,但是随着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渗透,特别是清朝雍正年间实行的“改土归流”,政府委派流官对苗族地区进行统治。汉族流官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苗族地区的相对封闭性。“改土归流”促进了汉文化的大量渗入,逐渐实现了苗族“巴代”原生性文化与儒、佛、道文化的混融。[9](2)苗族原生性宗教的“分径”也有其内在因素。首先,苗族,一个在历史上处于不断迁徙的民族,其宗教文化“中心表现形态”[10]的分径相对于稳定民族要明显些、突出些。在迁徙过程中,为了生存,苗族人民要不断地对自身固有宗教文化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这也是当今苗族存在三大方言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再者,“如果以更长远的历史维度考量,则会发现,历代封建王朝对湘西实行的‘以夷治夷’长达数千年的羁縻政策为湘西建构了一个长期处于大封锁下的内部较为自由的政治格局。”[11]苗族这种内部政治格局为苗族宗教信仰的取向提供了一个较为自由的空间。
      注入外来文化内容的另一“巴代”支系在山江苗区被称为“巴代札”(bax deib zhal)。今日苗疆中已有两种宗教:一为苗教,二为客教。苗教与客教各有各的巫师。苗巫俗称苗老师,用苗语主持仪式;客巫则称客老师,用汉语主持仪式。苗老师即为当今的“巴代熊”,客老师为“巴代札”。[12]“札”(zhal)为山江苗族对汉人的称谓。“巴代札”的祭祀神灵、仪式、仪式姿势、仪式手诀、仪式的语言和服帽衣着、法器都与“巴代熊”不同,并且处处体现出汉文化的特征(有关于“巴代熊”和“巴代札”的区别,请看表一)。
         “巴代熊” 和“巴代札”与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粘在一起,具有浓厚的世俗性。虽然山江苗族地区一直以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宗教支系,但“巴代”的分径并未影响山江苗族人民内部信仰的划分。山江苗族人民往往会根据各自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巴代”。
      
      巴代类别祭祀神灵仪式仪式姿势语言、传承服帽、衣着法器
      巴代熊蚩尤、自然神灵等椎牛、吃猪、接龙、招亡魂等(约40堂)或坐或站(文教)苗语、口头相传、传男不传女苗族青衣对襟衫, 以青丝巾裹头竹柝、铜铃、卦、烧蜡器、祖师棍
      巴代札太上老君等道教神灵祭土、架桥、驱恶鬼、洗屋等(约108堂)或站或舞(武教)汉语方言、汉字经书相传、传男不传女凤冠、红色法衣道袍 绺巾、司刀、令牌、牛角、卦
      
      
      
      四、文革时期山江苗族“巴代”信仰的破除
      
      文革时期,中国大地从上到下号召破除“四旧”、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等系列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无一例外地席卷了湘西,席卷了山江,山江苗族地区也像其他苗族地区一样, 接受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的洗礼。苗族“巴代”属于“四旧”范畴,毫无例外,遭到破除。2009年06月份至08月份,在山江地区咱伦苗寨的一次田野调查中,第九代“巴代熊”传人吴一庭告诉笔者文革期间他家所有的“巴代”法器被红卫兵没收,“巴代”神坛遭到破坏。目前他使用的祭祀道具都是政策改法后重新购买和制造的。文革期间,苗寨所有的“巴代”祭祀活动全部遭到停止。笔者来自“巴代熊”世家,在采访中,笔者的奶奶陈述到在文革时期 “巴代”法器全被没收,至今不知下落,祖师神坛被毁坏。爷爷从此也放弃了“巴代”的身份,像其他村民一样,“老老实实”做人。正因为如此,笔者家族“巴代”至今无人继承。这种结果不能不说是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大损失。
      
      五、20世纪80年代后山江苗族“巴代”信仰的衰落与变异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国家宗教政策的变化,山江苗族“巴代”信仰得到了迅速恢复。“可惜待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人们发现,‘传统’已退到了生活的背后, 成为隐隐约约的、若有若无的背景。苗族‘巴代’再也没有往日的威力。”[13]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现代化的冲击下,山江苗族“巴代”信仰出现了衰落和变异。
      1、苗族“巴代”信仰的衰落
      苗族“巴代”信仰的衰落不仅体现在“巴代”信仰人群和“巴代”人员数量的减少,而且还具有“巴代”自身局限性的原因。从“巴代”的信仰人群来看,文革后,即使国家对民族宗教政策作出了调整,允许各民族宗教信仰的自由性。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打工潮”的出现,越来越多的苗族人在外面打工。在“现代”文明浪潮的洗礼和冲击下,大多数苗族青年失去了对本民族“巴代”宗教的信仰。在调查中,笔者对山江苗族地区三个苗寨的青年进行采访(包括电话采访),发现每一个村寨至少有90%的青年不相信“巴代”或不愿传承“巴代”(看表二)。从“巴代”自身数量上看,由于当今大部分的中青年“巴代”也都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难得回村里一两次,失去了“客户”,他们的“巴代”仪式几乎停止,家里的“巴代”神坛也早已没有往日的香火。可以说,由于常年外出打工,他们已经丧失了身为“巴代”的身份。例如,在山江地区咱伦苗寨,现有的5个“巴代”中只有一个老“巴代”呆在村里,其余4人都常年在外打工。
      从“巴代”自身局限性上看,一、苗族“巴代”信仰具有特定的地缘和血缘小群体特征。这种宗教特征很难让当今离开苗寨外出打工的苗族中青年继续维持对“巴代”的信仰。二、在当今社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已经影响到苗寨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近几年国家推行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解决了农村看病难、买药难的老问题。相比之下,苗族“巴代”传统治疗方式的局限性就越发显现了。“巴代”治病所花时间长,程序复杂,所需道具、物品繁多,远不如医院治疗那么简单、方便、见效快。“巴代”自身的局限性成为当今山江苗族“巴代”信仰衰落的重要原因。
      2、“巴代”原生性本质的变异
      2000年以来,由于凤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也变得日益蓬勃。山江地区乡村游的蓬勃发展对苗族“巴代”的复苏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当地政府以及旅游开发商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过度开发苗族的原生性宗教文化,把“巴代”的传统祭祀手诀和“舞步”与现代流行舞蹈音乐结合起来,编排出新的苗族“巴代”舞蹈,还冠以什么“苗族原生态文化表演”的大名,以此来满足游客的眼球。例如,山江地区的老洞古寨和苗人谷古寨,为了吸引远方的游客,旅游开发商们往往会付酬邀请当地的一些“巴代”来举行祭祀仪式。这种祭祀仪式带有浓厚的现代表演性因素,以至于当地的一位老“巴代”曾感慨地说:“这叫什么‘巴代’祭祀仪式啊,连我都看不懂了,太假了。”
       
      
      六、山江苗族“巴代”信仰变迁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该民族社会发展的产物,但宗教信仰的变迁又反过来推进或延缓该民族的发展。” [14] “巴代”作为山江苗族最具大众性和世俗性的文化,其信仰的变迁给苗族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笔者认为山江苗族“巴代”信仰的变迁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既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
      1、 消极意义
      “巴代”信仰的衰落降低了苗族村寨生态环境维护的自觉性。传统的“巴代”宗教信仰可以维护村寨的秩序, 确保村寨的稳定和生态环境的保护。[15]在“巴代”信仰“教规”里,明确规定要维护和爱护村里的树木、水井、河流等。树木、河流、水井不得随意砍伐和弄脏。谁乱砍村寨树木或随意弄脏井水,谁就会招惹神灵,并因此而生病。笔者记得20多年前山江地区豹子洞村村头村尾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由于这些大树被认为是神树,得到村民们很好的维护。苗族这种文化自觉,过去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苗族村寨的生态环境。现如今,豹子洞村村头村尾再也见不到往日那郁郁葱葱的树木。因为促发展、修公路,树木被砍了,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新公路横穿而过。
       “巴代”信仰的衰落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苗族“巴代”信仰有严谨的“仪规”。这些“仪规”的自觉性伴随着“巴代”的兴衰而兴衰。在2009年的田野调查中,咱伦苗寨的“巴代熊”(60岁)吴妹榜告诉笔者“巴代”教规里“规定”年轻人要孝顺老人、不偷、不抢、不骗、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些“教规”就像无形的法律一样,制约着苗族人民的各种行为。如今,越来越多的苗族青年常年外出打工,接受了现代都市文化。他们的文化信仰与苗族传统的“巴代”文化走得越来越远。脱离了传统文化习俗的“束缚”,他们就像一群在旷野里奔跑的野马一样,失去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2011年3月份在山江地区三个村寨的一次调查中,笔者统计出自1995年以来每个村寨至少有9个以上的年轻人坐过监狱(看表三)。这些青年都是前些年在沿海城市打工时偷盗、抢劫、行骗犯罪所致。山江地区苗族青年的犯罪地点通常发生在浙江台州。在台州路桥,他们无所事事,靠偷、抢、骗为生。到如今,父母一听到外出打工儿子到达浙江台州路桥就提心吊胆,真可谓是“谈路桥而色变”。苗族青年较高的犯罪率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巴代”信仰的变迁导致苗族未婚大龄男子的不断增多。“巴代”信仰的变迁不仅导致苗族青年文化价值取向的改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苗族青年的婚姻观念。像汉族一样,苗族“巴代”信仰体系提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把子女的婚姻看作是自己的重任。在乡村苗寨,男子不成婚,被看作是人中异类,家族不幸,受人鄙视。可如今,在山江苗族地区,随着“巴代”信仰的衰落,30岁以上未婚男子比比皆是。苗族农村大龄未婚青年的增多还有其它的原因,如当今苗汉通婚的普遍性以及农村聘礼的相互攀比。在采访中,咱伦苗寨吴某某告诉笔者他这辈子不打算结婚,一个人生活逍遥自在,老了大不了就住敬老院。表四是笔者在家乡咱伦苗寨当今大龄未婚男子的调查统计。从表中数据看出,山江苗族地区大龄未婚男子的比例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给农村的和谐发展带来阻力,同时也使将来农村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面临新的挑战。
      
      2、 积极意义
      “巴代”信仰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其积极性的一面。历史过程中,苗族“巴代”经历了原生性、分径、破除、衰落、变异等五个阶段的变迁,这种历史变迁加速了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交流。具体到宗教信仰的观念上,苗族由原来的“巴代熊”原生性宗教分径出“巴代”、道教、儒教和佛教四教合一的多宗教混融(syncretic)信仰——“巴代札”。这种变迁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苗、汉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交流、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宗教局面,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笔者认为“巴代”信仰的变迁还推动了苗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受“巴代”信仰血缘和地域性特征的影响,苗族人民个个呆在村里,靠着几亩薄田来维持生活,大部分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如今,大部分苗族人背井离乡,到外面打工。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苗族年轻人的视野开阔了,他们接受了“新”思想,学到了新技术,挣了钱,回家乡创业。有的甚至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老板,修起了一座座小洋楼。如今在山江苗族地区,人们常说住起小洋楼的都是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而住在传统苗族土砖房的则是呆在村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的“老实人”以及支持子女读书的家庭。这种局面是喜是忧,只有留给后人去评说。
      
      七、结束语
      
      苗族“巴代”是一种原始宗教,是一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巴代”记录和传承着苗族文化,是苗族主流文化的载体。苗族“巴代”宗教信仰的变迁意味着苗族传统文化因素的逐渐流失。笔者认为在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因素的同时,更要提倡对苗族自身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笔者据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对苗族“巴代”进行广泛的普查和考证、加强苗族“巴代”文化的研究和保护的力度,使苗族“巴代”文化得到完整的整理和挖掘。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当地政府和院校可以考虑成立苗族巴代博物馆,作为苗族“巴代”文化研究的基地。
      2、在当今旅游快速发展过程中,要积极引导苗族“巴代”和旅游开发商的价值取向。引导他们提倡原生性“巴代”仪式,不要为了暂时的经济效应而践踏了民族原生态的本质。
      3、 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帮助苗族人民,特别是帮助苗族青年了解自己的文化,鼓励苗族人民珍惜和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信仰,提高苗族人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责任感和民族认同。
      参考文献:
      
      [1][4][6][7][9][10]陆群:《腊尔山苗族“巴岱”原始宗教“中心表现形态”的分径与混融》,《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1期。
      [2]蒋欢宜、候有德、孙晶莹:《当代苗族传统刺绣技艺传承困境与对策——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山江镇黄茅坪村为例》,《民族论坛》2010年第6期。
      [3]吴正彪:《黔东方言苗语土语划分问题的再探讨》,《吉首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5]陆群、李美莲、焦丽锋、苏胜平:《原生性宗教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实证研究——以腊尔山苗族“巴岱”宗教信仰为例》,《民族论坛》2011年第8期。
      [8]徐红:《论中国早期的自然崇拜》,《吉首大学学报》2000年第21期。
      [11]杨庭硕: 《人群代码的历时过程——以苗族族名为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21页。
      [12]凌唇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2003版,第88-89页。
      [13][15]陆群、李美莲、焦丽锋、苏胜平:《湘西苗族“巴岱”信仰与生态维护——以禾库村水井的变迁为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年第2期。
      [14]石寿贵:《巴代文化及其功用》,《理论争鸣》2011年第6期。
      (编校: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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