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从青春到白头 [纺织姑娘:从青春到白头]
时间：2019-05-13 03:28:4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公交11路从堡子村大转盘向南驶进纺织城，经过绵延不断的工厂和生活区，停在纺正街和五厂福利区的什字。密密匝匝的家属楼，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色调之中。像施了魔咒，静的有点让人心虚。
光荣进厂的日子
2011年，原西北国棉四厂建厂55周年，厂里组织第一批进厂的纺织女工到生产车间参观，70岁的李凤莲从前纺到后纺细细看了一遍，激动的神情溢于言表：“呀，车间可干净了！机器全换成了自动机。纱锭往上一放，噌，就跑了。”
1953年，国棉三厂筹建之初，从西安、蓝田、临潼、渭南、高陵、三原、兴平、户县、周至等县市，招收了第一批纺织工人。数千名十几、二十出头的青年男女（大部分是女性）走进了纺织城，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变。李凤莲就是其中之一。
“过去农村封建的很，不让女娃上学。我只读了一年书。我参加工作的决心大的很。不愿在家待。”15岁的李凤莲在三原县政府以“虚岁”报名，参加了国棉三厂的招工考试，结果一考就考上了。她记着自己当时穿着黑布衫，扎个麻花辫进的工厂。
新招来的工人被安排在咸阳、宝鸡的各个纺织厂进行职前培训。李凤莲分到了蔡家坡的陕棉二厂。参观、培训、分组、实习。初进纺织厂的李凤莲，觉得样样都新奇。两周之后，教练员带她们上机操作。开始上夜班了。“这咋还要上夜班，这么苦？”
尽管十分辛苦，那时候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很好，吃饭是8人一桌，不用交钱。每月还有5元的零用钱，那时叫津贴。李凤莲就把钱攒下，每个月向家里寄。“给家里写信时，光说好的地方。这好、那好，从不说那些吃不消的地方。”
工作中最难的是掐线头，要用手指把纱线绷断，右手食指常被纱线勒出一道道血口。当时她们学的是“郝建秀的工作法”，在车间按照一定的巡回路线，不停巡视，随时接上断了的纱头，紧张时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和蒸笼似的厂房里，第一批女工苦练了3个月，终于可以独当一面地走上机台了。
国棉三厂开工前夕，在各地培训的工人就全部回厂了。在那个工人当家作主的时代，首要任务就是把生产搞上去，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那时候还没有浐河桥，我和工友有一次从家里回厂，错过了火车，回来时天已黑了，过河的马车也没了，我们只好挽起裤腿趟水过河。那晚两个女工都发高烧住院了。那会儿工厂管的严，迟到就要被开除。”李凤莲回忆道。
1955年，为了支援新厂建设，李凤莲作为熟练技术工又被抽调到国棉四厂。一年后，当上海女工涌进四厂时， 18岁的李凤莲已经开始带徒弟了。
处处响起“阿拉”声
1956年，纺织城处处响起欢快的“阿拉”声，那些叽叽喳喳的上海姑娘，成为纺织城一道独特的风景。
何水云就是国棉三厂第一批从上海招来的青年女工。当时刚从学校毕业的她，找不到工作，正好区上、居委会在到处动员上海青年支援大西北。那年她19岁，一起报名来的那批有300多人。而四厂后来招进了2001名上海女工。
初到西安，迎接她们的是漫天飞扬的黄土，当时厂房建好了，但还没修马路，“一下雨，路都走不成，大家都买的高腰雨鞋，有时候陷进泥里拔不出来。胸口别个白布牌牌，就算工作证了，没这个牌牌进不了厂。”何水云回忆说。
经过3个月的安全教育、技术培训，这些上海女工被分到了不同的车间，踏上了不同的岗位。何水云到准备车间，当上了一名整经工。
“从上海过来容易，回去就难了，只能出不能进。我们一批来的有几个，生活不习惯，跑回去了，最后又回来，户口回不去。那时候你没有户口，什么都做不成。”何水云说。
两年后，丈夫周祥根也踏上了支援大西北的征程。周祥根原来在上海制革厂工作，因为对皮革比较熟悉，劳资科就把他分到制革车间，专门负责修理织布机上的皮质部件。
若干年后，他们的女儿周萍曾经多次质疑父亲为什么要来西安，在上海多好。“那会儿不管多艰苦，也都熬过来了。现在幸福多了，但人也老了。”何水云爽朗地笑说。时光飞逝，当年豆蔻年华的少女，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了。
好大一个“纺织城”
1964年，祖梅英走进国棉四厂时，这里已经有上万名职工、家属，上万台纺织布、印染机。从生产区到生活区，她看到高高的宿舍楼，和银灰色的锯齿形厂房。随着三厂、四厂、五厂、六厂、一印相继建成，邮电局、百货商场、学校、工人俱乐部也都陆续出现。纺织城聚群已经呈现。
祖梅英和母亲是从渭南同一批招工进厂的。
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纺织城各厂生产形势显著好转，为补充生产第一线，各厂又在西安各区、县招收了一批青年男女，仅在渭南一次报名就有七八百人。当时渭南老纺织厂刚下马，有一部分老工人无法安置。县上就和西安招工处达成协议：招多少新工，必须带走多少老工。祖梅英的母亲就是这样被安置来西安的。
19岁的祖梅英当时是县里宣传队的宣传干事，通知下来的时候，正在农村搞社教宣传。“我们几个急急忙忙地从塬上下来，跟着招工队伍就到了厂里。之后一干就是几十年，没挪过地方。”祖梅英说。
进厂后，厂工会一名姓陈的干事在厂区内四处搜寻文艺苗子，那天他尾随祖梅英等几个女工前往图书馆，陈干事一路上下打量祖梅英，祖梅英当时悄悄对姐妹们说，“这儿的人可流氓了。”没想到人家是在选舞蹈演员呢。
当时车间的运转工分甲、乙、丙三个班，每个班都有一个文艺队。祖梅英就当上了甲班文艺队的队员，利用工余时间排练节目。“当时文艺队搞得最好的时候，我们排了一个大型歌舞《白毛女》，演员、乐队、合唱队加起来有八、九十人。除了在西安演出以外，还到咸阳演了十几天。在咸阳俱乐部演出的时候，盛况空前。俱乐部大门都给挤坏了，窗台上趴的都是人。之后不断地下到各个厂区去演出，用今天的话说，老火爆了。”祖梅英对那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一样的艰辛困苦
几十年集体生活对第一代女工的改变显而易见。
“那时候人老实，光是拼命地干活。一个礼拜早班，一个礼拜中班，一个礼拜夜班。大跃进的时候，病假条都舍不得交。”李凤莲回忆道。
最令人难忘的是当年的“家访”活动。每逢礼拜天，节假日，车间的年轻人，从单身宿舍出发，到家庭困难的“老工人”家中，帮忙打扫卫生、浆洗衣服、买粮买煤……有时候一天要走访好几家。“那时候人心齐的很，确实能拧成一股劲儿。”李凤莲说。
对于上夜班的艰辛，女工们难以忘怀“一出厂门口，走路人都摇。”
“每次上夜班就想，下班要好好睡一觉。但一下班，马上就不瞌睡了。哎，那时候不知道咋熬过来的。”李亚军回忆道。
上世纪60年代左右，纺织城的第一代女工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繁重的车间工作和繁忙的家务让她们的日子异常艰难。
1960年，何水云的女儿周萍出生，她歇完56天产假后，便全副武装回到了车间。“那会儿，我每天把女儿送到厂内的哺乳室里，到规定的时间，匆匆赶去喂奶。女儿11个月时，实在兼顾不了，只好送到老家让外婆带。”
“那些年真的太艰辛了，上班背个包包，尿布、奶瓶、暖水瓶。”回首往事，李凤莲感慨不已。“给孩子喂奶，有时间限制，只有半小时。从车间出来，跑到哺乳室，孩子睡着摇不醒。摇醒喂完放下就哭，做妈的心里好受吗？听着哭声回车间，想起来现在还想哭。没办法，最后只好送回了老家。”
1985年12月31日，48岁的李凤莲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休。
“那时候都一样，人人都一样，到处都一样。”这是第一代纺织女工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一成不变的境况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过去紧张的很。”大多数纺织女工如是感叹。
纺织女工的住房都经历过四五次的搬迁，祖梅英也不例外。
作为上世纪6 0年代进厂的“新工”，祖梅英结婚时，是在周围的农村租的房。当年在纺织城东南西北的十多个村庄里，“土屋房客”数以千计。纺织城各厂都有上万名职工，住房一直十分紧张。
当年苏联专家设计的住宅楼，大多是三室或两室一套。然而随着职工队伍的不断庞大，排队等房的“老工人”越来越多，三室变成了三户，卫生间和厨房共用。一个6平方米的厨房，砌起了三个蜂窝煤炉子，三方案板，加上锅碗瓢盆，密密匝匝，挤挤恰恰。
祖梅英的母亲分到一间12平方米的家属房，她就跟母亲搬到了一起。有了两个小孩以后，三代人仍挤在一间房子里。直到1975年，祖梅英分到一间福利房，才跟母亲分开住。1999年，祖梅英又搬进现在这套老式的小三间，“尽管是50年代的老楼，但是宽敞多了。现在房子松了，孩子们也都走了，就剩下我们老两口。”
1987年，何水云的丈夫周祥根55岁，被评为技术革新能手，厂里奖励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这才结束了他们几十年的窝居岁月。
何水云进厂转正以后，工资是60块零5毛，一直到1985年退休时仍是60块零5毛。一家五口，一百多块钱，日子过得紧紧巴巴。退休以后，何水云在半坡那边私人开的小纺织厂又上了10年班。1990年，老伴儿周祥根退休后，也和几个工友一起在马路边摆了个自行车修理摊，一修就是近10年。
2005年，一场脑溢血让周祥根留下了后遗症，行动困难，话也说不顺畅。记者采访中不时能够听到他的叹息声，灰白的华发伴随着老泪盈眶。“又激动了，又激动了。”何水云已然习惯了周祥根的情绪变化，轻描淡写地安抚着。
事实上，周祥根放不下的是一个阶级曾经的辉煌记忆。
如今，79岁的周祥根每天坐在自家的客厅里，多数时间沉默不语。若有所思的他偶尔冒出一句喟叹：“哎，糊里糊涂，混了几十年。”
悄然而至的变化
不知不觉中，纺织城被它自身的重量压垮。
1997年，纺织厂压锭减员的风声骤紧。51岁的李亚军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裁员。“4月份通知的，过‘五一’就不让上班了。”李亚军说。那次是一刀切，干部切到50岁，工人切到42岁。“我当时真的想不通，哭了好多回鼻子。”
何水云的老家是浙江绍兴，回乡探亲时，家乡悄然兴起的私营小厂，对远在西北的国营大厂造成怎样的冲击，她浑然不知。对生产线上的女工来说，她们的生活局限在车间和家庭这个小小的范围内，几十年如一日。
对于厂子的转型、市场的变化，她们很少关心。“我们都是工人。不是干部，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工人只要踏踏实实地给人干活就行了，不管那些事。”何水云叹息道。
李凤莲翻出一张年轻时在车间拍的照片，那是1959年第六期《纺织工人》画报的封面。照片中的她，美丽而沉静。那一年，她被评为陕西省劳模，参加了在人民大厦召开的表彰大会。
对昔日的荣誉李凤莲轻描淡写，但对儿子一声不吭辞职离厂的事，却至今耿耿于怀。在老一代纺织工人的心中，离开大家庭就是最大的叛逆。儿子是当兵回来进厂的正式工。2004年，厂里原来的车间倒闭了，把他分到织布车间当换纬工，他不愿意，就辞职了。“他也没跟我商量，把我气的，好长时间没理他。现在在当保安，一个月挣的钱还不够养活他自己的。”
1981年何水云的女儿周萍也成为一名纺织女工。一转眼，女儿也已经从厂里退休了。“反正我们的企业就是这样，活不旺、也死不了。”周萍如是说。
祖梅英的女儿如今还在四厂的工会上班，面临企业即将到来的转型，她也将面临新的选择。女儿未来会留在厂里，还是提前退休？祖梅英心里没谱，但这时刻揪着她的心。
正在消失的记忆
2011年，厂里组织退休的文艺骨干重新排演上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的舞蹈《纺织工人三姐妹》，66岁的祖梅英重新穿上当年纺织女工的白围裙，再次跳起了当年的舞蹈。
除了“奋战、苦战、加班、加点……”的艰辛记忆，纺织城也给第一代纺织女工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李凤莲难忘的是每个周日灯光球场的交谊舞会，老中青都可以在那里跳，那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美好记忆。
何水云记得每到大礼拜的晚上，她带着孩子到“戏台”看电影的无数快乐时光。她说的“戏台”，就是厂里自己盖的露天电影院。那时候，西安市各大剧院，剧团经常来演出，职工不要票，家属的门票也就五分到一两角。如今，当年的露天电影院早已消失，盖起了高层住宅“三棉一号”。
即使是物资匮乏的时期，纺织城最繁华的“大公司”也是货物齐全，琳琅满目。每年夏天，纺织城各个厂都自己生产汽水发给职工。孩子们满心欢喜地拿着家里的锅碗瓢盆去打汽水……
不知不觉中，几十年前的福利房里，第一代纺织工人正悄然老去。狭小的卫生间里有着同样的境况，老化的水管滴滴答答，一口小小的钢筋锅在底下默默盛接着漏水。
如今，厂区门前的纺正街上新招牌比肩接踵，而曾经人气聚集的工人俱乐部却门庭冷落。福利区门口的老工人们倚坐在墙边，懒散地享受着公平的阳光。
记忆中的纺织城，正值青春，暮然回首，却已老去。承载着昔日数万职工、十几万家属生活记忆的工厂不久将灰飞烟灭。曾经是显赫多年的厂房和设备也即将全部消失殆尽。
对于正在发生变革并进行重新打造的新“纺织城”，老一代纺织工人感到“慰藉”和“鼓舞”。他们似乎看到在灞河东岸，一个新的纺织城在轻盈中成长，那里有通透的厂房、明亮的车间、崭新的机器以及和她们当年一样青春健康的纺织女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