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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白露是曹禺那篇话剧中的人物 [论西方戏剧对曹禺早期话剧的影响]

    时间:2019-05-13 03:22:0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摘要】 二十世纪中国话剧由最初的“舶来品”走向繁荣,而到二十一世纪,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样式相比,话剧的位置也日益的边缘化,这不得不让我们回望“曹禺时代”,曹禺的戏剧成功不仅得益于中国传统话剧的理解和爱好,同时西方的戏剧对曹禺的影响决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曹禺;早期话剧;西方戏剧
      中图分类号:I20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49-01
      我们认为,曹禺早期话剧表现的外来影响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复杂的多多对应关系。
      从结构上说,以《雷雨》为例,可以说至少有两种结构影响着曹禺的创作:一是西方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原则。所谓的“三一律”是指情节、时间、地点人物的高度统一 。《雷雨》的三十年的故事集中在一天表达出来,地点主要发生在周公馆,不可不谓集中;二是易卜生“回溯式”的结构,以“过去的戏剧”推动“现在的戏剧”的发展。易卜生的这种以“过去的戏剧”的秘密来推动“现在的戏剧”的悲剧,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曹禺曾表示对“特别注意他(易卜生)的结构、人物、性格、高潮”。在《雷雨》中,他的“特别注意”得到体现:“过去的戏剧”一是三十年前周朴园对鲁侍萍的始乱终弃;二是周萍引诱后母蘩漪,并在家中“闹鬼”,最终也是始乱终弃,正是这两次的始乱终弃的秘密推动了三十年后“现在的戏剧”的所有悲剧,从而将整个戏剧推向了高潮。
      但是当曹禺写完《雷雨》几年后,却“很讨厌它的结构”,“感觉太像戏了”,“过后每读一遍《雷雨》便有点作呕的感觉。”不可否认,“三一律”和“回溯式”的结构的却让《雷雨》“太像戏了”,曹禺对自己的批判是真诚的。在后来写作《日出》时,他试着去改变这种“太像戏”的结构,一方面采用“横断面的描写”,“用多少人生的零件来阐明一个观念。”以陈白露来引出一系列的世间百态的人物,命运完全的中心故事和中心人物,每个人物都是同等的重要。另一方面在第三幕中的北方妓院这一特殊的位置,使用“拉帐子”的手法,“把戏台隔为左右两个部分,在同一时间可以演出两场戏”,而“这一较为新颖的尝试”,他在“欧尼尔的戏(如Dynamo)里看到过,并知道是成功的”,正是借鉴了这中舞台技巧,使得人物的心理和“外面的渲染氛围的各种声响打成一片,衬出一种境界的奇异”。
      曹禺坦言《原野》的结构艺术受过奥尼尔的影响,后来的批评家把曹禺和奥尼尔的剧作进行比较研究的有很多,如有影响的有《是的模仿吗?》(陈晓丹,《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一期),《论曹禺剧作所受奥尼尔的影响》(刘珏《曹禺戏剧研究集刊》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特别是后文,探索了曹禺喜爱奥尼尔的原因,并阐述了曹禺怎样汲取奥尼尔的戏剧技巧,这是目前国内关于曹禺与奥尼尔的比较罪全面的论述。该文从结构技巧上说,曹禺借鉴了“奥尼尔戏剧的独白、幻觉等表现主义技巧”,“象征手法与人物性格塑造相结合”,“把传统戏剧对高度戏剧性的追求同现代戏剧表现人物内心技巧结合”,但又指出曹禺所不同的是“把这种创作原则同民族生活结合起来,并与民族美学传统融合起来”,从而达到“民族化”。
      《北京人》可以说是曹禺话剧创作的又一突破,实现了他“走向契科夫”的愿望。契科夫对曹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语言(对话)简洁”这两方面,但同时,曹禺又是有所突破的。首先,契科夫是现实主义戏剧作家的代表,这一点曹禺在《北京人》乃至以前的剧本都有所借鉴,但他又说“现实主义的东西不饿能那么现实”,因为“瑞贞觉悟了,愫方也觉醒了,我清醒的懂得他们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就是延安”,“这个戏的时代背景是抗战时期”,但曹禺并没有这样写这样写的话“戏就走了‘神’,古老的感觉没有了,也没有神韵了”,而曹禺追求的是一种“诗化现实主义(温儒敏评语)”,他把写戏当作写诗,追求的是诗一般的朦胧、韵味。在《北京人》中我们可以听见曾文清轻吟着《钗头凤》,以诉心中的悲凉和怨恨;在《家》中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也出现在觉慧和鸣凤之口。其次,曹禺说“契科夫很懂得描写那些只有一两句台词的人,他们出场和对话虽然少,但性格任然是鲜明的”,《北京人》中的小柱子、陈奶妈;《日出》中的小东西、小顺子、翠喜等等,这些人物曹禺只用了三言两语就使得他们的形象饱满而生动。但曹禺又不同于契科夫,同样是抒情,但曹禺的“剧作的诗意都是流动的、活泼的,更加接近戏剧美的诗的本色”。
      曹禺早期话剧之所以获得成功,一方面离不开他对中国传统戏曲有着深厚的理解和情感,另一方面少不了西方戏剧外来因素的影响,他从两方面汲取营养,特别可贵的是在汲取西方戏剧营养时,他没有沉溺于基督教的“原罪”和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而是追求对现实人生的探索;他没有拘束于易卜生“回溯式”的结构,而在《日出》中断然放弃这种结构,去尝试新的东西;他也没有束缚于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技巧,而是融入更多的民族美学;更没有约束于契科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是追求诗一般的话剧。他的这些话剧美学原则在不断的突破、创新,让“主人家的金丝”“褪了色”,织成自己的衣服,尽管“丑陋”,没有华丽的色彩,也没有浓厚的胭脂,但他自有他的 清丽、自然,而显得别具一格。
      参考文献:
      [1]陈瘦竹,沈蔚德.论《雷雨》和《日出》的艺术结构[J].文学评论,1960(5) .
      [2]赵浩生.从《雷雨》谈到《王昭君》[J].七十年代,1979(2) .
      [3]曹禺.日出·跋[M].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1.
      [4]曹禺.日出·跋[M].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1.
      [5]刘珏.论曹禺所受奥尼尔的影响[A].曹禺戏剧研究集刊[C].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24.
      [6]颜振奋.曹禺创作生活片段[J].剧本,1957(7) .
      [7]钱谷融.曹禺戏剧语言艺术成就[J].科学社会战线,197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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