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于无声处》听惊雷_于无声处听惊雷全诗
时间：2019-05-08 03:23:3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是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了《于无声处》，造就了后来成为作家的我 ★我至今仍然认为有两个《于无声处》。第一个是属于我们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的伙伴们，第二个是属于那个时代
★我之所以支持重排《于无声处》只有一个理由：我们总得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只有知道当年的起点在哪里，才能度量出我们这30年究竟走得有多远
★一位“80后”说，我原来以为这个戏距离我们很遥远，看完才知道我们的距离其实很近……
30多年前的1978年，由一位普通工人创作、一群业余工人演员演出的《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小剧场上演，轰动全国。这位普通的工人业余作者名叫宗福先。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小型座谈会上见到宗福先时，他热情洋溢，声音洪亮，使我们很难将宗福先关注时代重大问题的呐喊式作品与他文弱的身体联系起来。
用他的朋友、《文汇报》记者周玉明的话来说：“他这一生似乎一直在被死神通缉，但每次死里逃生、大难不死之后总有优秀的作品问世，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他那超越常人的坚强和生命的顽强。他永远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创作，又在自己的作品中获得新的力量。”
与宗福先的一席访谈，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不仅是一位富有激情与才华的文学艺术前辈，更是一位在荣誉之下始终不忘责任与担当的精神大师。或许，这正是他的作品时隔30多年依旧受到欢迎的原因吧。
一
记者：当时您还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但您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却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请问您当年是怎么创作出这部戏剧的?
宗福先：1976年清明节，北京爆发了群众走上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震撼人心的“四五运动”。我是4月6日知道这件事的。一位参加了这次运动的朋友，4月5日直接从天安门广场上火车来到上海，在老北站对面、天目路上一家小旅馆告诉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一切。对于这位朋友以及所有敢于在天安门广场上公开挑战“四人帮”、大声喊出自己的爱和恨的人，我充满了崇敬!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骨!但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就在这位朋友走后的第二天，4月7日晚上，电台里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当时，我感到头皮发麻，真是兜头一盆凉水，一直凉到心里。我觉得那个夏天是最难熬的。我一直在心里反复吟诵鲁迅先生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似水照缁衣。”
1976年10月，我陪母亲去黄山。那时山里不通任何信号。出来时，长途汽车经过黄山茶林场，突然山上出现大幅标语：“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满车叽叽喳喳的人顿时鸦雀无声，肯定有像我一样心中狂喜的。我连夜回到上海，走在欢腾的庆祝人群中，我顿悟了一个真理：人民不会永远沉默!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酝酿创作一个剧本：1976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一个被“四人帮”通缉的天安门英雄来到了上海……
1978年3月，我的老毛病哮喘再次发作进了医院。出院后在家休养期间，突然来了灵感，找到了剧本的突破点。于是5月份，用了3个星期，一气呵成，完成了剧本初稿。当时很兴奋，一兴奋哮喘更容易发，就把喷雾器放在手边，不时地喷一下。剧本就是这么“喷”出来的。
后来，许多人纳闷：这个戏怎么会出在上海?我想，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首先，上海是“四人帮”控制最紧的地方，上海人受“四人帮”的压抑实际上最深；其次，上海人由于性格、环境种种因素，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天安门事件”，人们反“四人帮”的情绪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宣泄；第三，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上海人非常崇敬敢于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反抗“四人帮”的英雄们，自愧不如。这种内心的压力渐渐转化成动力，逼迫着我们一定要去做点什么事情!许多上海人身上的合力叠加在一起，于是就产生了《于无声处》。
《于无声处》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并不复杂，但在当时却被认为“很大胆”：欧阳平和他的母亲——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老干部梅林途经上海，来到老战友何是非家。何是非在“文革”中曾诬陷梅林为叛徒。当何是非得知欧阳平因收集“天安门诗抄”而成为被追捕的反革命分子后，他再一次成为告密者。但何是非的爱人刘秀英当众揭发了何是非，他的女儿何芸、儿子何为也最终与欧阳平站在一起，离开了何是非。
二
记者：在当时还是一个思想禁锢比较严重的年代，《于无声处》从写出剧本到正式上演，有没有经历什么曲折?
宗福先：那个年代确实还存在比较严重的思想禁锢，“天安门事件”当时还没有平反，还属于是“反革命事件”；但是那时，更重要的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大潮已经来临，势不可挡!所以后来我说《于无声处》是应运而生，“运”太好了，好就好在它诞生在思想解放的年代里!
一位领导同志曾经说过：再早一点，你就被抓进去了。但是在1978年下半年，从剧本创作到演出、到全国媒体的大规模宣传、再到进京，一切顺顺利利，没有人反对，没有人质疑，更没有人压制。尽管所有的人一一包括支持这个戏的各级领导——都知道“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但那时确实有一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全社会都在解放思想的气氛，那是一个全社会都充满激情的年代!
后来1980年我写《血，总是热的》，写一个基层工厂改革者的艰难之路，说中国已经没有退路了，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有的领导部门说“这是坏戏”，一些省份甚至下令禁演，但是也是因为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不但依然能够演出，而且进了怀仁堂，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演出。如果不是思想解放运动，我最早的这两部作品根本出不来，我也根本不可能成为作家。
所以我说：是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了《于无声处》，造就了后来成为作家的我。
我至今仍然认为有两个《于无声处》。第一个是属于我们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的伙伴们，那是一个普通的、也许好看的话剧。而第二个是从戏剧舞台走上政治舞台的《于无声处》，它的成功不属于我们，更不属于我个人。它是属于那个时代，那个思想解放的1978年，“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造就了第二个《于无声处》。
那时，我是上海热处理厂的热处理工，也是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创作班的学员，我就是在这里向我们的老师曲信先学习戏剧创作的。写完剧本后，我就交给了文化宫业余话剧队的导演苏乐慈。她看完剧本后非常喜欢，下决心一定要排出来。但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当时规定业余话剧队只能排独幕剧，不能排大戏。后来，当时文艺科的一位副科长同意了苏乐慈排演《于无声处》。事后很多人不信：这么“重中之重”的一个题材，居然一个副科长批准就可以开排了?事实上，他是公演前唯一一位“审查”过剧本的“领导”。
1978年7月，上海工人文化宫话剧队开始排练《于无声处》。演员全部是工人，又是业余时间排练，十分辛苦。他们 每天白天上班，下班后从四面八方赶来排戏。而且那时排戏、演戏都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包括导演、演员、编剧，全都没有一分钱。但是，剧组所有的人毫无怨言，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戏的排练。大家心里也明白，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是“反革命事件”，排这个戏不是没有风险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相反，都充满了挑战的激情与勇气!有一次主演张孝中跟我开玩笑，说：我们为你这个戏卖命，要是成功了你可别忘了我们。我说：一言为定，成功了我请客吃饭，可是万一我“进去”了，你可得给我送饭!当时在场的演员们慷慨激昂地说：没问题，我们轮流给你送饭!3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回忆起这段日子来，还是津津乐道，说：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1978年9月22日，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在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里上演。这是一次非常简陋的演出，一共6个演员一场景，服装是大家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道具也很简单，下雨声就是演员自己从家里拿来一个竹匾，撒把黄豆在后台摇。舞台又特别小，十步就跨过来了，票价才一角钱，也没有广告宣传，剧场也坐不下多少人……就这样，我们几乎是悄悄地开始了《于无声处》的演出。第一场彩排是招待文化宫内部的职工以及家属，还有各区局工会干部。开场前一片乱哄哄，像小菜市场一样。我心里急啊，这可是我的处女作的处女演!但是戏开演不久，剧场里就逐渐安静下来了，这种安静一直保持到结束，然后，掌声响起来了。人们久久不肯离去，等着演员谢幕。
过了没几天，文化宫卖票的小窗口前就开始排队了，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当时一毛钱一张票。文艺界的老前辈们也纷纷前来看戏：黄佐临、朱端钧、吴仞之、袁雪芬、茹志娟……其中除了茹老师是我早就认识的——是她的鼓励才使我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的——其他前辈都是我仰慕已久的。
戏越演越热，人越来越多，票越来越难买。眼看我们的戏受到欢迎，大家全都兴奋不已。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一切还只是开始。
三
记者：《于无声处》是如何从上海走向全国，并见证与推动了那个伟大的时代?
宗福先：当年的10月12日，《文汇报》刊登了长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媒体第一次报道《于无声处》。通讯的作者是《文汇报》记者周玉明。她泪流满面地看完了戏，立刻到后台来找我和苏乐慈及演员们采访。她说：我要告诉天下人，你们演了一出说真话的好戏!
谁都没想到，随着这篇通讯的发表，从10月下旬开始，让我们目瞪口呆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先是10月25日，突然市委宣传部三位副部长一起到市宫来看戏。看完后说：这个戏很好，但是剧场太小了。有中央领导要看戏，要剧组换到市党政干部开会的友谊电影院去演出。那里的舞台比原来的大两倍也不止，为此还由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为我们重新设计、赶做了一堂景。
10月28日演出时才知道，是胡乔木同志来看戏。他看到了《文汇报》的报道，知道有这么一出歌颂“天安门事件”的话剧，来上海调研时就特地向上海市领导提出要看《于无声处》。看完演出他上台接见剧组全体人员，对我说：感谢你为我们写了个好戏。恰巧也在这一天，10月28日开始，《文汇报》破天荒地连续三天拿出版面连载剧本——这在当时也是需要很大魄力的啊!《解放日报》《文汇报》还分别在第一版用大字标题高调宣传这个戏。《文汇报》当时的发行量是近100万份，这下《于无声处》就真的撒向全国了。
许多年后有一位外国作家问我：你的处女作发行多少册?我说：大概100万吧。翻译翻完了，他眼珠子转动了许久。其实我还说少了，因为接下来全国许多省市的报纸都转载了这个剧本，还出过很多单行本。10月31日，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同志特地飞到上海看戏。看完戏他上台来对我们说：“怎么样，到北京去演吧?这是黄镇部长的意思。”我们一下子欢呼起来。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同志负责接待工作，许多事情都是他亲自安排的，对我们无微不至。
11月初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和北京的媒体都开始宣传这个戏。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现场直播《于无声处》，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也是上海第一次向全国直播电视节目。
11月13日应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邀请，我们剧组赴京。而之前一天，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在东北组的发言》。其中他说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中央应当肯定这次运动。”
11月16日晚，《于无声处》在北京虎坊桥工人俱乐部举行了隆重的首演仪式。而就在这一天的早上，《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这天《人民日报》头版还同时刊登了胡乔木同志组织撰写的一万多字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一一评话剧(于无声处>》。11月19日，剧组到京西宾馆为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专场演出，据说参加会议的220多位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基本都来了，许多我们只是在报上看到过名字。
1978年12月17日晚上，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隆重嘉奖《于无声处》。乌兰夫、倪志福出席了颁奖大会。文化部部长黄镇、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纯古为我们授奖。在颁发给我的奖状上写着：“表达人民的愿望，显示人民的力量”。周巍峙副部长在大会上讲话时说：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第一次颁发这样的奖。后来他多次说过：解放以来，这样的特别奖只颁发过两次，另一次是昆曲《十五贯》。
当宣布颁给我1000元奖金时，会场里跟来了一群大黄蜂似的，“嗡嗡”声拔地而起、连绵不绝。这在当时，尤其是对我这么一个到了27岁才买得起一块红旗牌手表、买完手表存款就只剩五角三分的普通工人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事后我回到热处理厂上班，发现脸盆等用具都没有了。与我相熟的工友说：我们分了，你有了1000块还来当工人么?
30年前的那个晚上，我们剧组的人都兴奋极了。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就在第二天——1978年的12月18日上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要开幕了：中国就要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全新时代了!
就这样，我和剧组的伙伴们，在不知不觉中亲身经历并见证了中国历史性转折的那个伟大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