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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本质之诗言志】诗言志

    时间:2019-03-30 03:15:0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33-2738(2012)05-0117-01  摘要:以《尧典》为代表的诗学时代是中国古典诗学史上的“言志”时代。《舜典》之“言志”产生于祭祀过程,“志”指一种宗教文化情感;春秋时期“道志”诸说产生于人与人的社会交际氛围,“志”一般指称人的世俗文化理念。“志”的指向主要在群体,在他者;但这并不是说“志”排斥主体之情,“志”中也包含着浓厚的感情色调。
      关键词:诗言志;宗教情感;净化;祭祀
      研究者认为,原始艺术产生于诗、乐、舞三位一体,即三者紧密结合,互相依存。《尧典》的一段对话比较典型:“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原始民族“从来没有舞而不歌的”时候,而原始的“歌”就是音乐和诗的结合。在诗歌、音乐、舞蹈这个艺术组合中,三者分工可谓明确:诗歌表达心声,向客体对象表达一种思想信息;舞蹈通过主体参与者的“容动”,而使客体对象“动容”;音乐,加深情感影响的力度和深度。可以说表达主体意愿的只是诗歌,而舞蹈、音乐是加深这种意愿从而易于被客体对象接受的手段。因此,在先民图腾的特定氛围中,诗、乐、舞三种艺术在行为上同时展开,在影响效果上则是一个感情逐次递进的过程。声音媒介相对于语言符号媒介不仅更易于传达瞬间复杂、细腻的感情,而且更能助人加深、加强记忆。
      波兰语义学家沙夫曾说,“音乐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所传达的包括思想和感情的信息比语言文字更浓些更深邃些。诗歌虽包括了音乐也反映志,但并不是明白的,只是在声音的变化中让人朦胧地感到演奏者的想法。《列子?汤问》曰: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洋洋若河水!”伯牙所念,钟子期毕得之。……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此段文字的意思:一认为音乐包含演奏者的志。二志在音乐中自觉流露出来。三音乐中的志不是清晰明白的要借助于听乐者的想象。四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乐中听出志来,这需要较高的音乐修养才行。所以音乐在古代不是专门作传达意志的手段。因为音乐直接诉诸情感,而语言诉诸人的思维。
      语言产生出来本身就是为着传达意愿的,语言是人们互相传达意志最为常用最为广泛的手段。这个意义上说“诗言志”的提出是表明了诗与舞蹈、音乐的不同。《毛诗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指出志和诗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当人有了想法而没有说出来就只能是志,一旦志说出了就不再称志而称为诗。
      艺术源于需要,“诗言志”应该产生于这样的文化认知心理。在图腾祭祀的过程中,追求“天人合一”、“神人以和”所言之“志”包含着善性心态。“诗言志”是先民向天神表白心意和志向是一种手段,在特定场合说话所需的氛围烘托,共同组成整个祭祀活动。“志”中有时候包含着潜意识里面的许多邪恶的本能,如神不佑我,我就产生的抵触情绪等。总之,“志”是一种经过一定思维模式加工、提炼过的宗教情感,是一种理性色彩相当浓的文化传播媒介。
      春秋时期“赋诗观志”之说是对《尧典》“言志”之说的一种话语形式的移用,其文化内涵则完全不同。《尧典》“言志”,所言乃是一种经过净化了的情感,表现为诗是为了表现人的宗教意识,它产生在人神交际的环境中,带有神秘或迷信的气息。春秋时期“道志”诸说是在人与人的社会交际氛围中产生的,“志”一般指称人的社会理念、生活理想等具体可操作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春秋士大夫们所道之“志”,是指一种世俗文化心态。这样得出结论,《尧典》“言志”与春秋“道志”都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理解诗、体验诗;但“道志”诸说更加世俗化了,具有人性了。春秋之世,“赋诗观志”之风盛行,或许正是基于此朦胧的理论认识。“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则观之以言;言之不足以尽也,则使之赋诗以观其志。”
      以《尧典》为代表的诗学时代是中国古典诗学史上的“言志”时代。“言志”也好,“道志”也罢,“志”的指向主要在群体(民族、国家)。但这并非说艺术创作排斥个体之情。艺术与人的情感是紧密相连。“诗言志,歌咏言,律和声”,诗—歌—律是一个感情逐步加深的过程,因而其影响力或感染力也在逐步加深。降至荀子,社会意识及人的社会心理随着历史发展而走向高级化,复杂化。这时个体的主体性自我活动的程度、范围扩大了,个体意识也就更加鲜明突出地参与到一切行动中。荀子作《乐论》,处处推重一个“情”字,认为“夫乐者,乐也,人情所必不免也。”这个情虽受理的管制但确是个体的并非群体或其他者的。但是,由于当时文学的发展并未从大文化的框架中独立出来,所以未能促成成熟的理论家从诗学层面上进行阐述。不过,如果真正从诗学意义上考察,在这一个特殊的“言志”时代,潜藏着深深的“情”意识是肯定的。
      屈原在《九章?惜诵》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有学者认为这是在在实际上提出了抒情言志的问题。可惜这样的例子在先秦时期少之又少,况且未能在理论上作明确界定。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闻一多先生在他的《歌与诗》中说:“志与诗原来就是一个字。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着诗的发展途径上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用于口头记忆。第二阶段用于历史或事件。第三阶段用抒发情感。这样来界定诗歌中的“志”,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共识。
      参考文献:
      [1]朱自清,《诗言志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孙景琛,《中国舞蹈史(先秦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
      [3](唐)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闻一多,《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汉)徐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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