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新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

　　摘 要：媒介歧视现象破坏了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给大众造成了认知上的混乱。农民工的产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媒介资源和新闻源。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怎样应对值得深思：它既可以产生出以人文关怀为主的大众传媒的新语境，也可能由于某种利益的驱使，出现标签化、概念化污名化的现象。如何确立和保持人的尊严？如何寻找失落的自我？无论怎样，人的关怀都应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品格。为了社会的安定和谐，为了全民素质的提高，亦为了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媒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应当对此作出理性选择。
　　关键词： 媒介歧视；农民工；污名化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主要以媒介传播中由于歧视而表现出来的对农民工“污名化”现象为研究对象。�
　　所谓歧视，即不平等地对待或看待问题。歧视来源于成见，它导致的逻辑结果即是偏颇、不公平、不公正。�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社会公器，是公众的信息平台，承担着传播信息、守望社会环境、传承文化遗产等多种社会功能。在当今社会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失衡状况，即表面的自由选择掩盖着隐含的不自由，旧的垄断被打破，新的垄断却悄然产生。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略甚至排斥弱势群体的信息需求，从而造成公共信息平台的倾斜，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媒介歧视”。媒介歧视直接破坏了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给大众造成了认知上的混乱，使一部分大众沉迷于媒体所营造的虚拟环境中，而另一部分大众却被媒体冷落在一旁而成了社会的边缘性群体。�
　　当今的媒介歧视已不是个别的或偶然的现象，它再造、改变、误导着人们对社会某些群体的公正评价，也影响着全社会的安定和谐和稳定发展。�
　　
　　一、“农民工”概念出现成因的浅层扫描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现象，亦即被媒体称为“盲流”的群体。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由此带来的农民流动，这是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这一活动直接冲击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农民工”这个概念的出现是国家将公民划分为城乡两种身份的政策实施的结果，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农民工”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概念,是一个不利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充分实现，不利于人与社会、城市与工业发展的概念。总之,“农民工”一说本身就带有极大的时代局限性。�
　　我国从1949年起设定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妨碍注定了城乡差距的存在。随着经济的“搞活”，城乡
　　的收入差距又一次出现继续拉大和延伸的趋势，并成为“中国社会流血的巨大创口，无法掩盖地暴露在社
　　会肌体的表面”［1］。进入19世纪90年代，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加，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为凸显的当数犯罪率上升，社会成员普遍存在不安全感：“高尚”社区戒备森严，防盗门、围墙、小区门卫、查证件等层层设防。演员黄宏和宋丹丹的一个小品《超生游击队》在足以使亿万人空巷的春节晚会上表演，让广大的城里人过够了开涮农村人的瘾。经过艺术夸张的愚昧、丑陋和贫穷，还有那土啦吧唧的东北腔让人刻骨铭心。类似的信息从那以后就与农民工或“盲流”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2003年孙志刚案件的发生就是这类问题的极端表现。之后将收容站变为救助站的改善只是从宪政层面上去诉求，敦促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这无疑是必要和重要的，但宪政实践本身并不能完全代替社会问题的解决。�
　　农民工的产生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媒介资源和新闻源。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不可避免地会对农民工现象有所反映，然而怎样反映却值得探讨：既可以产生出以人文关怀为主的大众传媒的新语境；也可能由于某种利益的驱使，出现标签化、概念化甚至污名化的现象。不幸的是，我们很多的媒体在对农民工的信息传播上都作了后一种选择：小农意识、肮脏、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概念在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制造出了扭曲了的农民工形象。长此以往，人们习惯性地将犯罪、丑恶以及不循规蹈矩的反叛与卑微的弱势群体连在一起，对流入城市的农民心存戒意。�
　　被称为“打工诗人”的卢卫平在《老鼠家史》中以诙谐的叙述道出了农民工的屈辱和卑微：�
　　因血统低下 出身卑微/ 我们这个家虽繁殖能力不错/ 男女均衡 人口众多/ 但从古到今都是贱民/ 只能在各种可能的乡下角落/ 偷偷摸摸活着/ 不知从什么时候/ 几个不肖子孙经不起诱惑/ 跑到城市/ 一年后回到家乡风光一阵/ 于是就一群一群来到城市/ 这时的情况开始糟起来/ 除了地下 没什么好落脚的地方/ 因为证件问题 我们/ 从没有在大街上放心大胆地溜达过/ 不小心断胳膊断腿/ 被人抓住尾巴 受了迫害/ 不敢呻吟 也不敢哭泣/ 高兴时磨磨牙 用方言打个电话/ 读一封有一半错别字的信/ 还得东张西望……［2］�
　　“打工诗人”张子刚也将自己和同类视为老鼠，在他的《老鼠》一诗中写到：�
　　我很卑微／ 让不该入诗的老鼠／ 爬进纸格／ 然后对它们／ 大加赞赏／ 我早已被它们感动／看它们夜以继日／ 找寻求生门路／ 迫于无奈／ 干些偷鸡摸狗的事……［3］�
　　除了“老鼠”以外，还有用“狗”、“青蛙”、“蚂蚁”、“羊群”等形象来比喻农民工的诗作。卑微到了何等程度，读来让人心颤！这些看似巧合的视角，可以说是殊途同归。这些诗歌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含义已超出了诗歌本身。诗人捕捉到了弱势集团与强势群体之间弥漫着的种种屈从与自我丧失的病态症候。�
　　
　　二、学者关注下的农民工污名化现象
　　
　　（一）孙立平教授的研究�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出版了《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等著作，并发表相关论文多篇。他提出的“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被海内外报刊广泛转引。孙教授的“断裂社会”理论是以“多元社会”为相对概念提出的。所谓“多元社会”是指社会中的每个阶层和群体都能得以公平公正的发展，而“断裂社会”则是城市越是进步，农村与其的反差就越大。而目前存在的一些社会机制，无疑在加大着这种差距。这也就意味着，“乡下人”进入城市的路途变得越来越漫长。�
　　孙教授在他的《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3］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最后十多年里形成了“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是继建国初期形成的“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之后出现的新的城乡二元模式。这种模式虽然逐渐打破了户籍壁垒对农村人口的限制，但在就业方面，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所从事的都是城里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据南京市的一份分类控制的明细表记载，可以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工种有：建筑安装工、环卫工、矿山井下工、装卸工、搬运工、瓦木工、水手、冶炼工、铸造工、车工、挡车工、缝纫工、消防员、废金属处理工等。限制使用的工种有：清洁工、营销员、厨工、消费行业的服务员、家政服务员等。这些工种大体特点是：工作环境差，待遇低。这是“农民”身份与“工”的职业结合的一种独特方式。�
　　“农民工”这个词表明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身份或社会地位，而是一种社会身份与职业的结合。其中的“农民”表明的是他们的社会身份，“工”则表明的是他们的职业。“农民工”就是“农民”+“工种”的职业身份群体。这种称谓所表明的是一种极为矛盾的现实。他们的户口属农村户口，但其基本的活动场所却是在城市中。从这层意义上说，只有用“边缘人”这样的概念才能较为准确地描述出这个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他们所处的是这样的一种边缘状态：他们被社会承认的那些活动，都是在城市社区中进行的，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城市社区；而且，在许多城市中，他们的活动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不被他们所服务的那个社区所接纳，甚至被排斥，他们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他们的孩子无法在这里上学入托。即使是能够上学入托，也要被列入要“高交费”的“另册”。这种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
　　孙立平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宪政体制》中指出：“断裂社会”的经济表现形式就是贫富悬殊与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强势群体方面，社会中的资源和财富正在向这个群体集中。在80年代，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呈现出一种扩散的趋势，改革也曾带来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资源配置反转过来，呈一种重新积聚的趋势。其结果是，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而在另外的一端，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个部分构成：除了部分富裕农民之外的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员……弱势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并不是由于自身的劣势沦入这个群体的；群体本身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群体性和集中性；这个群体中的某些部分与整个社会的结构处于断裂状态。”�
　　孙教授洞察到“断裂”出现在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孙教授预测：“断裂”情形如果继续加剧，导致的将是整个社会深层意义上的“断裂”。�
　　（二）学者李红涛的调查�
　　中国传播学会会员、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博士生李红涛从2004年初开始关注农民工污名化现象，他以青年学者中少有的勤奋与严谨，对国内的3家报纸进行了1年多的跟踪调查：一份为党报性质的《工人日报》；一份是农民工输入地的报纸《北京晚报》；还有一份是农民工输出地的报纸《成都商报》。这3家报纸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农民工，他们基本上代表了国内媒体对农民工形象的塑造和评价。李红涛在论文《污名化与贴标签：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该文曾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主办《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40期；曾于2005中国传播论坛（广西・南宁）宣读，并获得该次论坛“优秀论文”奖。中为读者列出了5个表格：�
　　在表1中，作者对“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个体事件报导”进行了分类。其中涉及“就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遭遇”等报道占有最大比重，为57.9%，农民工被塑造为一个“弱势群体”；也有趋向积极的形象建构的事件类型，如“个人奋斗与创业”，但此类报道只占有18.4%的比重；还有偏向消极甚至负面的报道：“冲突事件”、“荒唐事或不理性行为”和“违法犯罪”报道，农民工在其中可能是冲突当事人，也可能是受害者。这3种事件类型累加，也占据了约21.1%的比重。�
　　在表2中，作者为“农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发现“受侮辱与损害者”这一形象类型的比重最大，为48.8%，接近全部形象类型的半数，这充分说明了农民工群体被媒体解读为一个“弱势群体”。其他形象类型的比例，均在25%以下。�
　　表3是专门就报纸媒介进行定量分析：“报纸*农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Cross tabulation”。作者发现：农民工在报纸媒介报导中完全纯负面形象的比例为近10%（9.8%），但若将负面形象与“被侮辱与被损害”形象中偏向消极的形象建构累加起来，媒介中关于农民工的刻板印象甚至负面形象确实占有相当的比重，大致的估算，应该在20%至25%之间。�
　　表4为“媒体对农民工污名化的操作”统计。该表中首先出现的新闻热词是“肮脏”、“没素质”、“不文明”等，这些指向外貌的污名化语言，彰显出媒介的歧视性诉求。媒体报导的例证有《一群民工当道“裸睡”》，该报导曾多次出现“只穿一条内裤的建筑工人”这一称呼，算是使用相当广泛的标签；其次是“粗野”、“蛮横无理”、“不遵守城市的规范”这样的污名化特征，它们指向农民工的行为层面，在代表性的报导《谁也甭走》、《两拨民工对着干 为争电话死一人》中，“满嘴喷污的打工仔”之类的标签，与污名化特征形象地对应；再次是“偷盗”、“违法犯罪”等指向人格、品质与道德水准的污名化特征，比如被媒体广泛报导的“天价葡萄案”，其中屡屡出现的“馋嘴民工”这一标签，对媒体污名化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表5中就“天价葡萄案中的意识形态集束”进行分析。作者发现：“馋嘴民工”和“天价葡萄”这两个标签和围绕它们建立起来的论述，已经不再单纯指向偷盗事件和事件中的那几个民工，而是有向整个农民工群体泛化的趋向。�
　　李红涛的调查结果是通过定量分析而得出定性结论，即农民工被媒介污名化。这种现象的确存在，而且普遍存在。�
　　
　　三、本文作者的视点
　　
　　从以上的研究与调查中不难看出学者们的忧虑。�
　　如何确立人的尊严？如何寻找失落的自我？无论怎样，对于人的关怀，都应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品格。也就是说，无论有着怎样多的所谓“城市老鼠”――农民工，我们都必须尊重生命，尊重每一个生命求得生存的权利。�
　　早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在与其夫人许广平的通信中就曾指出，“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点点滴滴的泼出乌黑的漆来”……这样的看法，积累起来在《阿Q正传》中，喷涌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疾呼。鲁迅看到的旧中国确实是一片漆黑，他的悲哀，他的愤怒，形成了鲁迅特有的仇恨。鲁迅很多作品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乡村中国的深沉思考、对传统思想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苦闷。�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从对这耳熟能详的太息中，人们似乎找到了对当年的阿Q――某种意义上类似当今的农民工“怒”的义举或口实，可这是怎样的谬误与危险！当代著名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说：“鲁迅的仇恨是鲁迅的大爱的最核心的内容和最生动的表达！去除了这一点，就把鲁迅‘风干’了”［4］。换言之，鲁迅先生之“怒”只是对他的骨肉同胞，父老乡亲的“恨铁不成钢”的太息，鲁迅所仇恨的并不是具体的某个个人，而是仇恨那些使国人和同胞“不幸”的黑暗势力。有学者认为，鲁迅是仇恨的象征，仇恨为鲁迅作品增添了批判社会的强大能量。�
　　《阿Q正传》发表于1921年，鲁迅面对军阀割据、混战的破碎中国，只能仇恨，除了仇恨，还是仇恨。如今的后人们，把鲁迅先生之“怒”和仇恨误读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嘲讽、歧视，甚至污名化。对这种误读固然应予纠正，但是，我们也应思考这种误读产生的原因。当年被鲁迅先生所“哀”，所“怒”的阿Q们，他们有什么样的生存权利？阿Q、王福、小D等穷得连老婆都娶不起，只有比赛谁掐的虱子多。阿Q的女人“缘”至多就是捏捏小尼姑的脸，哀求和吴妈“困觉”。如今的农民工又拥有多少“人”的基本权利？就业权、医疗权、受教育权……在哪里？这种情形，让人产生联想进而误读。这说明，我们有必要改变现状。孙立平指出，“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层面上，不同群体的社会权利远不是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不均衡状态。因为不同群体的结构位置、社会影响力以及所拥有的机会结构是不同的，因而他们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和事实上的权利也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也突出地表现在前面所说的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3］。而农民工是一个人口众多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再看当今社会给农民工提供了什么样的政治权利。以深圳为例，深圳的常驻人口有600多万，所谓的“大人口”，其中本地户籍人口为165万，即所谓的“小人口”，而深圳的政治选举和大小事务、政务的投票权仅仅掌握在“小人口”手中。众多的农民工都处于居住地与户籍地长期分离的尴尬状态，165万人就决定涉及600多万人的诸多切身利益的权利，这就是孙教授所言的“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不平衡。�
　　《礼记・王制》中有这样的表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我们把这种危机意识与《圣经》中的一段话对比一下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耶稣那里看不到任何对“粮食安全”的焦虑，看到的只是对大自然供给能力的无限信赖：“耶酥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4）“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马太福音》6：25）这是典型的“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不食人间烟火的耶酥永远都体会不到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中人的忧虑，也正如市民社会中的“饱汉”无法理解像老鼠一样生存的农民的艰辛与无奈。可以说，中国农民从未从生存恐惧中真正站起来过。生存恐惧导致了他们的“不幸”与“不争”。正如当年戊戌变法后，变法的失败者把政治制度改革的失败归结为国民素质即文化的问题。他们怨天尤人，都认为国民素质导致了改革失败，这种简单的文化决定论，认识不到国民素质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包括国民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生存状况等因素。�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延续，农民的生存状况已有大幅度改善，但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认识，反而沉淀为一种社会的惯性心理。这种惯性心理为市场所累，被媒介所误导，甚至夸张，演变成为今天的“怒其不争”的观念。这种观念加深了对农民工的曲解和歧视。一个典型的事例足以说明这一点：�
　　由鞍山市艺术剧院演出的小剧场话剧《圈》曾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演出9场。该剧根据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改编，又糅合了鲁迅另一篇《药》的主要细节演绎而成。该剧是为纪念鲁迅先生120周年诞辰、逝世65周年所作，却成了低级庸俗的三级片。剧中的吴妈穿着小兜兜，阿Ｑ在舞台上撒尿，小尼姑要拿阿Q的血蘸成的人血馒头给县太爷滋阴壮阳，因为小尼姑和县太爷有着暧昧关系；同时阿Q暗恋着小尼姑。此外，剧中不仅有大量阿Q与吴妈调情的情节，而且阿Q还敢于扯掉小尼姑的帽子把她推倒在地，并有三次赤露身体欲和吴妈“困觉”的色情动作，扮演吴妈的女演员也有一段脱戏。剧中的阿Ｑ居然操着东北口音。我们似乎能在《超生游击队》与《圈》之间找到某种联系。�
　　社会的弱势群体从身体及身份情况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残疾人，另一类是由农民和城市贫民构成。前者的弱势多为自身原因所致，而后一类的弱势多半是社会强加的，他们被边缘化也是因为其权利得不到事实上的有效保障。 �
　　当代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高夫曼（E.Goffman）是最早把“污名”（stigma）的概念用在社会科学中作分析的。“污名”一辞源自希腊语，原指被道德规范认定为不正常或不好的身体征候（bodily signs）。高夫曼将之界定为“一种身以为耻的属性（attribute）”，但并非此属性本身造成污名，污名是“属性与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社会学术语是“倭化”（stigmatize）。高夫曼是这样解释的：“当我们将自己看作‘正常人’（normals），而把他人看作‘不是真正的人’（notquitehuman）时，我们就是在倭化他人。倭化他人的好处在于，一旦我们将他人视为另类，我们就无礼遇、信任他们的责任，就可随心所欲地，甚至粗暴地对待他们而不受良心的自责。通俗点讲就是以他人是另类为由肆无忌惮地向其‘泼脏水’或搞歧视”［5］。一言以蔽之，污名化或倭化的手段实际上是一种随心所欲和极端不负责任的作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声音：强势群体的声音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前者强大而洪亮，后者弱小而低哑；前者齐整彰显，后者参差不齐。历来对话语权的争夺，均在这二者之间进行。媒介多数时候是强者的代言人。我国台湾学者郭明旭在《一个双重的吊轨:媒体再现和同志污名》一文中虽然关注的是另一个弱势群体，他却为我们找出了一个规律：媒体再现赋予可见度与权力，即媒体对现实的再现是一种权力的表现。郭明旭在该文中引用了当代学者葛洛斯（Larry Gross）的观点。葛洛斯于1989年提出，“被隐形”或“不具可见性”使得没有权力的群体永远处于阶层体系的最底层。葛洛斯还强调，媒体其实可能潜在地赋予这些团体（指弱势群体）正面的可见性，而且让他们从被隐形或负面描述所导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不过，他们被再现的方式往往充满了偏差［6］。�
　　朱大可先生对这种不健康的社会情结，发出沉痛的呼吁，“仅有仇恨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精神健康的社会，应当是鲁迅先生和冰心女士的组合体。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向鲁迅学习批判精神，也要向冰心学习博爱……”［4］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的社会角色越来越重要，媒介的语言表现姿态最直接地体现出媒介的传播功能。是选择以人文关怀为主的大众传媒的新语境呢，还是在某种利益的驱使下，作出简单化、标签化的处理呢？�
　　国内学者刘少杰说：“理性选择是从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社会学中舶来的概念，一般指合逻辑、合规律、有科学根据、经过思考的选择行为”，“在相对规范的讨论中，理性选择还要同利益追求最大化、利益偏好、计算和预测行为的结果、合理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等方面联系起来”［7］。显然，为了社会的安定和谐，为了全民素质的提高，更为了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目标，媒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应当作出理性选择。�
　　鲁迅的八字真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用之于今天的农民工弟兄时，如改“怒”为“恕”，即“哀其不幸，恕其不争”，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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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刘冬妩�在城市里跳跃在城市里跳跃――“打工诗人”笔下的动物形象阐释［J］�读书，2004（11）：24.�
　　［3］ 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C］// 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49-160��
　　［4］朱大可�我就是鲁迅的孩子［J］�中国新闻周刊，2006（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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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郭明旭�一个双重的吊轨：媒体再现和同志污名［EB/OL］�［2006-02-12］�http://www.nhu.edu.tw/�~society/e-j/22/22-09.htm��
　　［7］ 刘少杰�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 ［J］�江苏社会科学，2002（2）:17-21.��
　　
　　Media Stereotype of Off�Farm Worker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Lu Xun’s “Be Sympathetic with His Sufferings, Be Infuriated at His Indifference”
　　�ZHANG Shi�di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media discrimination has destroyed the principle of objectivity and impartiality of news reporting and led to the audience’s confusion in recognition. The appearance of off�farm workers provides lots of news resources. As a subsystem of the social systems, how the mass media represents this social group is an important issue to be discussed seriously, because the mass media may provide a new concept of harmonious ecology characterized by humanism, or make labels, stereotypes, even stigmas to certain vulnerable groups. How to protect the dignity of a human being? How to recover the lost self? The human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an essential character of a modern society. For the stability and solidarity of our societ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quality, and for benefit maximiza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media has its unshakable duty to represent the social group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positively.
　　Key words:media discrimination; off�farm workers; stigmatization
　　本文责任编辑：张永和